邰鹏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哲学教研室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利益群体博弈等研究，在各级各类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本书以博弈论作为研究工具，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比如城市化进程中、民主化进程中的利益群体博弈进行全面阐述与分析，并分析了这些利益群体博弈的文化和心理因素，探索从根本上实现对社会格局的驾驭、对利益群体的协调、对利益诉求的表达。

　　利益，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渗透进我们的每一个毛孔，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见，但却制约着我们的生活。它既能够满足人类无穷的欲望，让人向往，让人着迷，又处处束缚着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令人沮丧，引人堕落。自氏族社会诞生以来，利益就贯穿着整个人类发展史，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益具有实用性价值，人类一如既往地追逐它、崇拜它；利益又具有某种约束性力量，牵制人们的思想，制约人们的自由，使人们惧怕它、厌恶它。正是由于利益具有多重特性，它一直吸引着无数的人去研究和探索。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然伴随利益的分化与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博弈在利益的调整与分化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是利益博弈的一种典型形式，在当代中国利益博弈复杂多样的背景下，研究利益群体博弈就显得尤为必要。目前，最能体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最需要密切关注的利益群体是既得利益群体、垄断性行业的利益群体、行政性利益群体、商业性利益群体、特殊利益群体等，这也是本书重点研究的对象。基于马克思的利益群体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博弈论，以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为宏观背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维度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利益群体进行分析，对利益群体的博弈行为、博弈策略、博弈收益等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必要的对策与建议，这是本书的基本逻辑思路。
　　首先，市场化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一环。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政府在推动市场化的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政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导者，政府在市场培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本书参照发达国家市场化的演变过程与规律，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特点、现状进行了深入剖析。同时，对市场化初期与后期的博弈进行了探讨，对各方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在市场化的这一大潮中，各方博弈尤其是各种新形式的博弈，如市场准入的博弈、证券监管的博弈都是本书研究的对象，二者在博弈中推动着市场化的进程。笔者认为，正是通过多次、多轮的博弈，中国的市场化得以深入推进，不断取得惊人的成绩。如何在博弈中实现双赢，如何在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如何在博弈中实施自己的战略，已成为市场化进程中各博弈主体密切关注的内容。在对市场化进程中的各利益群体博弈行为进行分析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对利益群体各方进行监管十分必要，要努力创新监管机制、改革监管方式与手段，高度重视监管成效与经验的复制和推广。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利益群体博弈研究前言其次，城市化与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没有城市化就谈不上中国的社会发展。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化，几经波折，终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我们享受其带来的成果之时，也不得不面对它带来的一系列复杂多变的问题。仅以拆迁为例，大拆大建是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特色。房屋拆迁涉及多方利益群体的博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反思城市化、反思中国社会发展的契机：专家学者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司法系统要及时对相关公共利益做出司法解释，从法律上、制度上保障拆迁合理、有序、合情进行，从经济上、制度上、观念上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与社会利益。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作为行政性利益群体在博弈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其行为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决策人，其决策旨在实现自身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政府行为不可避免会出现偏离；另一方面，政府也是房屋补偿价格的主要决定者，在博弈进程中，必然会凌驾且超然于其他博弈主体之上，在不断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于是，如何调适自身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
　　再次，民主政治，即使在它的发祥地都是磕磕绊绊走过了相当长的历程，更何况在本来就“水土不服”的亚洲国家。尽管西方国家的很多政治家，甚至学者，在评论亚洲一些后发展国家的民主进程时，动辄“民主”或“不民主”，他们常常忘记了自己并不太久远的民主进程的历史。但是，我们也应当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着更深切的洞察和理解。因为我们本能地对威权政治赖以产生和赖以延续的土壤有着深切的察知，我们更应当对其顽强的生命力有足够的认识。问题的复杂在于：中国一方面需要推进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又需要维持强大的中央政府。这就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翼。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基层起步是必要的。基层特殊利益群体和乡镇政府的博弈，使普通村民对乡镇政府在乡村社会的权力边界产生了日益清楚的认识，进而有可能防止其在村庄中的越权，保证了村民对村庄自治空间的控制权，为乡村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安排。而且，乡村特殊利益群体在与乡镇政府的博弈过程中上访手段的运用，使村民对国家的法律有了一定了解，激发了村民的权利意识，为民主的发展奠定了民众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庄民主的发展。在体制内特殊利益群体中，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居于中枢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二者的关系实质上是党对农村的政治领导权与村级社区自治权之间的关系。由于乡村是一个有血缘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同体，村支书和村主任大多来源于较大的家族，他们之间的争斗很可能转化为家族之间的纷争，对村庄的和谐稳定构成威胁。甚至有些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引起双方的不配合和不作为，使工作难以展开。但二者之间的博弈也会使它们相互监督，防止利益集团化。体制内利益群体的博弈对乡村民主的发展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最后，以上三个方面都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对各方利益群体博弈进行技术分析得出的结论，但是博弈的策略、过程、结果不仅取决于一般的技术行为，还与博弈的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博弈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博弈的文化因素直接影响博弈的策略，博弈的心理因素直接影响博弈的过程，博弈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出现会直接导致博弈过程的复杂多变。本书试图分析利益群体参与博弈的理性之源、非理性之流以及利益群体博弈的文化背景，包括基于共同文化的弱公共信念与纳什均衡的文化默契，同时对不同利益群体参与政治博弈的心理进行具体分析。
　　总之，社会发展进程是一个各方利益群体博弈中不断推进、又不断面对挑战的过程，在利益群体博弈中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得以向纵深推进，在利益群体博弈中中国的城市化得以快速发展，在利益群体博弈中中国的民主化得以不断取得骄人进步，在利益群体博弈中中华文化不断得以传承与提升。导论一、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根据相关数据计算，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突破3000美元，中国经济社会正步入发展新阶段［1］，其表现在:基尼系数已远远超过警戒线，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注意深化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推进利益格局调整、利益群体博弈而可能引发的新问题、新矛盾。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所言，“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2］
　　正确认识和及时引导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间的博弈，是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革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分化和重组，这种分化和重组有其规律性，对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要驾驭和引导这场社会变动，就必须把握规律，研究利益群体问题，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按照利益划分为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不同阶级、阶层、群体的动机反映着各自的利益，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
　　对利益群体博弈进行的探索是对科学发展观理解的深化，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践行在具体事务中的体现。一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确立取决于一定社会的客观实际情况，归根到底看这一理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群体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目的，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在继承传统的阶级理论基础上有所突破。这一理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其主要体现在：
　　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利益群体博弈研究导论第一，利益群体理论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状况。恩格斯认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3］。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也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仍是一个利益群体关系的有机整体。我国还存在着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分工和历史形成的社会分工，这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利益群体长期存在的客观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消灭的不是社会分工本身，而是社会分工的对抗形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社会分工造成的职业差别，使人们在谋取自身需要和利益的方式、手段上有所区别，在实现整个社会利益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所得利益的多寡有所区别，生活方式、心理态势、价值取向等也有所区别，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要求探索利益群体的规律性，从理论上作出实质性的说明。
　　第二，利益群体理论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矛盾的存在。中国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历史表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具体制度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社会形态带有旧时代的痕迹，是不可避免的；人性在欲望、追求等不同层次的表现使社会成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呈现出了具体利益上的差别，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另外，各部门、各单位、各部分和各层次群众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殊利益，这些都是利益群体存在的重要原因。
　　第三，利益群体理论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利益格局变化的状况。经济体制的转型使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全方位、多层面的变化：首先，社会利益主体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和城市的企业承包，产生了以家庭为单位和以企业为单位的独立利益主体；向地方“放权”和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制度，造就了以社区和地区为单位的独立利益主体；打破单一公有制体制后，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情况下，个体户、私有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等都成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国有企业的承包制、利改税、拨改贷、股份制改造使其更接近于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一大批事业单位的企业管理和市场化也使它们产生强烈的利益主体意识。其次，对股息、利息、红利等资本收益合法性的法律确认和法律保护，使整个收入分配中按资分配的比重有所上升。在影响收入水平的因素中，原有的职位、技术等级、工龄、行业、地区等因素虽然仍发挥着作用，但单位分配体制、企业经济效益、资本占有状况等成为新的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变量。最后，改革前，存在的是在普遍贫困基础上的均等化分配格局；改革后，各群体间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之间、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开，使旧有的利益群体不断重新分化组合，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经济体制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将使一部分人失去以往的利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得到利益；使一部分人在某一方面失去一些利益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得到补偿；或者使一部分人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失去其他利益或影响其社会地位。因此，运用利益群体理论及时准确地把握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的不同要求，已日益成为改革决策不容忽视的问题。
　　随着社会成员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会逐步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转向其他方面。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的社会关系实质上体现着人们的利益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实质上是一种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要化解这些矛盾，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正确认识不同利益群体各自的特殊需要，并以此为基础，正确处理、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要求给予足够重视，确立一种新的利益群体理论来研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以期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对社会现实予以指引。
　　基于以上背景，本书以博弈论作为研究工具，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阐述与分析，以期从根本上实现对社会格局的驾驭、对利益群体的协调、对利益诉求的表达。
　　……

前言 / 1
导论 / 1

第一章  马克思利益群体理论与博弈论 / 14
第一节  马克思利益群体理论 / 14
第二节  博弈论：利益群体分析的方法论基础 / 33

第二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益群体博弈 / 44
第一节  中国市场化的进程 / 44
第二节  竞争与垄断中的利益群体博弈行为分析 / 53
第三节  证券市场的利益群体博弈行为分析 / 65

第三章  城市化进程中的利益群体博弈 / 79
第一节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实践 / 79
第二节  房屋拆迁的多方博弈分析 / 88
第三节  拆迁困局的解决路径分析 / 104

第四章  民主化进程中的利益群体博弈 / 120
第一节  世界民主化的进程与中国的民主实践 / 120
第二节  民主博弈 / 135
第三节  基层利益群体的博弈与民主的发展 / 147

第五章  利益群体博弈的文化与心理 / 158
第一节  利益群体博弈的理性与非理性 / 158
第二节  利益群体博弈的文化背景 / 168
第三节  部分利益群体的政治博弈心理分析 / 173

参考文献 / 182
后记 / 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