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著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曾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担任了北京青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等10余所高校的客座教授、顾问。上报中央和军委总部研究报告、内参103份，部分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等著作32部（套），发表《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等理论文章300余篇，著述600余万字。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2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大战略：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围绕中国崛起的一系列大战略进行系统解读，包括“大国领袖”“大国交往”“大国治理”“大国军队”四个专题。作者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把握时代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就习总书记新政治观和新设计师定位，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需要采取的新战略和新策略，国内治理如何在解决深层次和关键问题上狠下功夫，中国军队如何进行改革、实现强军目标等问题，做出富有探索性、启发性和建设性的论断。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关照

    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与“改革放开”的思想路线，皆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新突破，所以实现这样的发展突破，首先得益于习近平作为政治家的思想力、洞察力与创新能力，同时也是时代催生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只要我们以此为指导，一些长期羁绊前行的重大矛盾和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第一，“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指引中国的前进方向，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今日中国，认识和讨论道路问题，主要存在于两个思想空间或范畴。一个是与中国共产党共生，尤其与新中国成立同步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选择。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后，也就是中国经济总量不断跃升催生出来的中国崛起，特别是习近平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后，中国该走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道路。这里主要讨论后者。

    讨论中国崛起，核心和关键是解决或提升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具体讲是看有没有为世界创造更多“公共产品”的能力，包括制订规则，平衡利益，遏制战争，等等。这就如同一个国家的政府，衡量和评价政府合格或优秀与否，关键看其是否给民众提供了优质服务，同时有没有更大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世界也是这样，能不能实现有序与和谐，理论上讲是看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实践上却要看“带头大哥”的引导力，拥有了公认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就是领导者或引导者，否则就不敢言崛起。

    今天的中国正在增强这种能力，客观上世界也需要中国承担起这样的责任。这与美国正在衰减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关。原本美国拥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也是资本主义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言，走向腐朽和没落的重要原因。但修复能力不是无限的，天生的制约力就无法修复，这也是存在大国兴衰周期率的根本原因。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的一半，国际地位如日中天，未必不是因此而确立了三大“使命”：推行美式制度和民主；消灭共产主义；清除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主义。“使命”确立起来，价值观和相应设计因此生成，一段时间里的确风生水起，包括拖垮苏联，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但走到当下则疲态毕现，且不说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几乎无法承受的经济重压，伊拉克乱局、叙利亚难民潮，更印证了美国推行其制度和民主违背了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即文明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节奏，而每个文明生态下的人们都有其适应性，文明需要在碰撞中前行提升，但不能拔苗助长，美国就是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方式，因此导致中东乱局。费力不讨好的行为及其结果，美国人并非没有认识到缘由，关键是美国立国时的价值观及其制度设计，决定着其作何种选择，都不单单决定于政党和政府的意志，而是受制于“三权分立”及其“第四种权力”的介入，如此下来，美国就成了一列飞驰的火车，即便前面是断崖，也未必能够控制住惯性。

    人类历史早已证明，每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产生新的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领路人，古埃及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兴衰证明的是这一点，大航海以来9个帝国的兴衰更替也证明了这一点。今日世界已经到了需要注入新思想，甚至重新选择领路人的时候，这对于中国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即便中国还远不到领导世界的程度，但至少到了更多参与规则制订，有更多担当的时候。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参加美国《国家利益》创刊3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唯一能够遏制中国的国家是中国本身。”这个判断意味着，世界已经承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更意味着中国的大国道路关键看自我超越能力，尤其是引领世界的能力。

    中国扮演领路人的角色，需要找到化解与西方制度对抗的新路径，同时跳出过去的思维和价值判断，改变弱势心态和自虐心理，真正以大国思维、大国胸怀参与世界规则制订和建设。其中，很重要的是实现外交理论突破，确立国际关系新准则，保证以先行实现引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小国的国家及其领袖，重心在本国民生，大国则需要维护正义，引领世界，因此其政治领袖或国家领导人，必须在解决本国问题的同时，主动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这也决定了大国领袖的政治观必须关照内外，平衡本国与国际社会。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理念。“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成立，已经很好地反映出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理念，是中国参与规则制订的最成功范例，表面看这是以硬实力为后盾，实现了硬实力与软实力互换，其实是习近平新政治观在经略世界中的具体成果。因为，依照过去的政治逻辑，比如制度之争，我们不可能欢迎西方国家的参与，正是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等新思维新理念新观点，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探寻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类发展规律和路径，即跳出马克思最早设计的“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

    化解与西方的冲突，很重要的是找到与世界良性互动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要实现中国梦，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大国胸怀与创造力。二者实际上都涉及中国国民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品质。为什么犹太人产生了那么多伟大人物？很重的是犹太教激发了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神圣感，这就是旧约圣经中讲的“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一个民族确立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路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为和行为方式。如果说以往每一个帝国的兴起，都没有完全避开“铁血道路”，那么，在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当代后，中国的大国道路必须是和平发展，并且奠基于文明的创造和文明的引领能力。因为，这也解决了中国与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大国关系问题。

    开创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责任，这是超越制度，超越阶级的建设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既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要跳出制度之争和冷战思维。习近平一再向世界阐明，中国梦有益于世界，然而，西方仍然产生一种论调：“中国梦就是中国要占领亚洲、践踏欧洲、拖垮美国”。西方不相信中国和平崛起，有冷战思维的原因，也有我们的理论建设尚未实现系统性突破的问题。西方人提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的仍然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的宪法和党章仍然强调“阶级斗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骨子里就是反对我们，随时准备消灭我们，如此怎么可能成为“命运共同体”？矛盾的确存在，问题是删除了党章和宪法中的相关内容，我们的政治信仰、政治逻辑、精神系统必发生紊乱，进而导致精神危机。所以，要在不削弱政治基础的前提下与西方实现融通，共创世界未来，唯有打出“开创文明”的旗帜，这是任何政治制度下的人们都不能排斥、无法排斥的东西。

    第二，“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支撑突破理论制约和制度设计瓶颈，真正解决道路自信问题。我们的制度应当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成熟的社会主义，再迈向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路径原本不存在问题，即便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一些需要调整和丰富完善的地方，但逻辑是存在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引起如此之多的争论和怀疑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没有实现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几乎没有跳出“左”右之争，十几次路线斗争，甚至参与斗争的人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犯什么错误，或者说不知道何时犯的是“左”的错误，何时犯的是右的错误，甚至今天是“左倾”，明天又成了右倾，今天为“左”正名，明天为右平反。为什么？因为没有产生本真的不可更易的理论系统和坐标系。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在革命时期解决得比较好，那么执政后就处于迷茫中，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开出执政阶段的药方，而我们自己又缺少真正的大思想家创造出的指引性、原创性大思想理论，结果便堕入功利主义的泥潭。不实现自身理论上的突破，“左”右之争问题哪怕表面解决了，深层次的实践性问题未必真正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正是这一根本原因而保证了共产党执政是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同时具有稳固性。问题在于，在现代语境和价值评价体系中，如何避免“打天下坐天下”封建思想瓦解共产党的道义力量？这已经是无法回避的最现实问题。解决的路径就在于开创文明，即跳出旧我或历史的我，以新的创造力赢得民众。换言之，革命战争年代是以牺牲奉献赢得追随者，而执政阶段和中国大国道路上，则由创造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创造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

    习近平上任后一直努力以新政治观来打通路径。习近平在谈及国家治理时强调“两个互不否定”，即不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具有方法论意义。他明确提出，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全部经验，包括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中国几千年的治理经验，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拓宽自己的视野，以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到法国访问，演讲中如数家珍般地罗列法国历史上产生的几十个思想家和文学大师，认定他们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这种不以阶级和制度划线，而是以文明创造评判价值，应当是政治观上的突破。可以肯定，解决“左”右之争，根本出路在于跳出既定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系统，即以新思维和大视野来解决该问题，而“创造文明”的新政治观就是化解“左”右之争的最有效方式，也只有这个高度和思维空间，才确立起新的摈弃了僵化、极端和先入为主的评价系统。

    强调这一点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政府部门或意识形态管理者，有意无意袒护喜欢喊“左”的政治口号者，虽然共产党天生左派，思想和行为上偏左合乎逻辑，但脱离真理无度左转，就是教条主义，就是僵化的思维，导致的只能是恶果。有人说，今天骂美国和日本最安全。倘若真如此，是很可悲的事情，因为这不会造就负责任的起引领作用的大国，同时也会分裂社会，导致无法弥合的二元分化、二元对峙。中国共产党吃了政治符号化、标签化的亏，这也是邓小平提出反右更要防“左”的根本原因。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左”右之争的重要领域是文化之争，抑或担心被西化了，百年来中国没有停止过这一争论。我们究竟是争什么？其实就是谁优谁劣的问题，谁主谁次的问题。如果陷入这种争端，那么在今后一个世纪内也未必能改善局面，因为今天中国通行的现代文明特别是科技成果，几乎全部由西方输入，也就是西方几乎创造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的全部，如果坚持排斥，我们几乎没法存在于当今世界，更不可能参与建设世界。根本而言，只要有利于人类文明前行，就是先进的，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不应以意识形态来区隔，从而避免自己被排除在文明或主流世界之外。其实，我们真正需要辩明且需要防范的，是那些容易摧毁本民族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东西。

    再往深处分析，文化心理或文化性格都影响着我们的终极追求。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都突出表现为短期功利性。既然心灵深处没有一种无限遥远的东西吸引，那么对百代人的努力亦未必能够实现的共产主义，甚至发达的社会主义也以百年计，故而追随者日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把自己的发展方向纳入无限的文明开拓，这就产生了永恒追求，从这个基础上看重新诠释了的共产主义，就容易接受得多。

    为了强化这一判断，我们不妨看一下“一神教”基础上的国家，他们为什么对虚无缥缈的东西虔诚信仰呢？就是因为内心中存在着对永恒的向往和追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同属“一神教”，并且都再生于犹太教。一神教的特点是“上帝造人”，既然上帝造出了人，那么就需要认识人自己，并探求开去，如此形成一个有起点无终点的运动。探求的是一个无限的世界，也就不怕遥远，相反，正是遥远而始终充满着神秘感和魅力。所以，他们建构的精神世界也为人们提供一个描绘出来的天堂，并且从来没有人见过，但却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当然，两个宗教在文化创造上出现了分野，基督教世界创造了更多的科学文化成果，而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都不发达。即便这样，他们仍然遵循着自己的精神路径前行，并不为西方文化所改变。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真正坚守共产主义，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一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生态的变化，对共产主义作出新的诠释。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有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重视认识，如，革命是帮助穷人无偿剥夺富人的财富，这自然赢得穷人的支持，执政则由带领穷人革富人的命，转向平衡穷人与富人各自的利益，这在许多情况下会让穷人感到共产党开始异化，因为政府很难避免在发展过程中或局部利益方面与穷人发生对立。也就是说，执政后党对创新理论的渴求大于革命阶段。

    然而，由于主客观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上，更多着眼于应用性、操作性研究，特别是把精力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解读和诠释上，而较少进行本源性、本体性研究，更少创新和突破。这也是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后，我们顿感理论贫困的主要原因。或许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但一些具体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指导现实。比如，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成果《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直接影响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然而，阶级剥削原理更符合工业大生产或产业工人时期的社会特点，未必符合信息产业时代的社会特点，这是需要正视和予以超越的。要超越，就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新的时代定位，即将其作为世界观方法论，还是不变的教条。如果是前者，可以保证其富于活力生命力，如果是后者，必将走向萎缩以致消亡。

    问题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直缺少突破性成果，原因在于不敢突破，没有突破就只能是修修补补，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自给自足、自由自在，仅仅靠自己的科学定律即可推导出路径和结论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也就是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不能实现根本性突破，那么西方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就注定困扰我们。要实现突破就必须产生新政治观，特别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新政治观。当“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真正确立起来，灌注于社会，上述难题也便迎刃而解。

    第三，“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支撑重构国家精神，真正解决精神动力之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阶段，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支撑，在精神力量激发和精神大厦的建构上做得很出色，这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就讲了这样的观点：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三民主义，也向成员灌输这种信仰，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国民党军队“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

    曾经的对手看到了问题的要害，同时印证中国共产党曾经实现精神世界的巨大突破。但革命过后，换一种政治生态和评价标准，便发现我们其实存在软肋。比如，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清晰的民族精神和国家精神，至少没有产生满足当下的精神家园。我们所拥有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逻辑与政治目标基础上的革命精神。不管从话语系统、价值体系和评价尺度上看，革命精神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又是因此而形成了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注定停滞不前，人类文化也便无力开拓（人类文化包含中华民族文化，但不等同）。

    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异，西方基本上没有政党主导的国家或民族精神，某种意义上其政党意志受制于国家和民族精神，因为其精神系统建构于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原本就注入文化，或者本身就是其文化的内核。美国的开拓史就是其精神史，虽然建国只有240年，但其精神史有400年。当第一批英国清教徒走下五月花号船，签下“五月花号公约”的时候，美国的精神史就开始了，尽管期间也有类似中国国共战争的南北战争，但因为没有我们的政治标准，所以不影响精神史。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史为标准，这一政治标准决定了，两千多年封建史中创造的精神成果必定是腐朽的，必须消除，因此有了“文革”的“砸烂封资修”，又因此把骄傲的文明史化成抽象的符号，而不是流淌着的血脉。同样因为主流精神和主导价值是以“革命”为标准和尺度，作为“反革命”的国民党，其在执政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精神成果，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彰显的民族精神，也不能进入当下的主流精神系统。甚至我们还讳言“文革”，致使张志新、林昭、遇罗克淡出主流精神与话语系统。如此切割的结果，就是只剩下几个抽象的政治条条，并且这些条条还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高度关联，一旦政治生态发生大的变化，即刻承受重压，甚至是危机。

    革命精神和政治文化就其产生看，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但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都遇到瓶颈，需要破解和超越，否则将无法前行。有些现象能够说明问题，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之时，网络上出现了一个热点，就是北京大学微信平台发了一个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的微信，结果引来置疑：“母亲65岁，儿子117岁，怎么生出来的？”再就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抗战电影和电视剧热播，本意是为了牢记历史，激发抗战精神，结果因“抗战神剧”而成了“闹剧”，花如此大的代价，没有一部产生震撼效果的佳作，更遑论影响世界。原因何在？在于政治观的制约。试想，以革命的思维、逻辑和评价系统规范新的政治生态下的事物，所产生的只能是限制，文艺工作者缺少深度的思考和揭示，不敢或不能反映正面战场，不能表现国民党军队为民族利益作出的牺牲，只能反映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或者无边界的想象和夸张，很难避免娱乐化。没有思想深度的大制作，既不能震撼心灵，塑造精神世界，更无法影响世界，这或许也是西方人研究二战，不重视中国战场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丰富民族精神，为民族文化建设注入活力，就必须实现政治观的突破。

    时代特点决定了，在精神空间的开拓上，需要突出民族人文精神，以此解决精神虚无问题。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文精神对一个民族达成理想境界的极端重要性。那么什么是人文和人文精神？人文就是以特定的文化方式把人送达理想的境界，所谓以文化人就是这个意思，而文化的本质也存在于人文理想与教化方式之中。比如，中国的人文奠基于农耕文明或小农经济之上，高度稳定的特性便突出表现为依附、亲情与血缘伦理，这是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的根本。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是古希腊文明，强调自由迁徙，因而不存在过度的裙带和依附，那么维系社会稳定和有序只能寄托于契约，比如这个时期产生了矗立于罗马广场的12铜表法。其实追溯到犹太教，也是强调契约，即摩西与上帝的约定。两种文化传统造就了两种人文性格，一个是寄希望权威来裁决，另一个是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重群体，西方重个体的文化原因。如果再上升到人文精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通过彰显独立思考和科学精神，才造就了自由的人，由此达至理想的境界。

    当然，政治的问题必须在政治范畴寻找突破。强调新政治观，着重点之一或首选是精神大厦。中国共产党永远都不能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身之基，也是中国的执政党之所以为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他政党的原因所在，还是中国之所以建设现行政治制度、权力运行模式的逻辑起点。但是，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不能科学解释现实，而是固守旧有的观点和方法，就无法赢得更多追随者。比如，中国目前有大批共产党员已经移民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你很难发现其间有人是带着信仰，或者使命感责任感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尤其看不到有人去建设组织，如同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一样，输出革命，以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信仰信念和理想不诉诸实践，如何完成马克思主义设计的，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都不革命了，资本主义会退出历史舞台吗？不会，因而按此逻辑共产主义也就永远无法实现，结果就成为一个招牌和符号，不再拥有精神激励作用。而如果鼓励共产党员输出革命，直接与当下中国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相悖。所以，必须重新诠释共产主义，弄清其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这就需要新政治观来支持。

    需要补充强调的是，即使建构了精神大厦，也还有一个精神灌注问题。以往，我们在精神灌注方面，存在着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体系，有共产主义这一终极追求，有精神偶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大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较为纯洁的得到民众认同的党的干部集团，特别是拥有很高的道德感召力的高级领导干部集团，由他们传播政治思想，很容易赢得追随者，与此同时，世界又存在着两大价值系统、评价体系、话语系统，这样，讲什么都有说服力。为什么我们在极端贫穷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然相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着我们去解放”？原因即在于此。而今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个时期甚至出现了贪官讲廉政，双重人格者讲纯洁，无德者讲道德的情况，这也是思想教育的效果每况愈下的原因。西方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西方的精神力量主要源自三个方面：国家意志（法）、宗教、职业精神，由于职业精神主要出自基督教新教伦理，因此，西方的精神力量和行为规范依靠两个宗教和法。照理讲，西方神父和牧师也一再传出丑闻，可为什么没有冲毁人们的宗教信仰？因为他们只是代为传言，他们不是化身。我们则不同，我们要求政治工作者本身就是道德的化身，他们讲的应当是自己能做的，做不到，就丧失了教化作用。这个瓶颈不解决，思想引领作用就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而解决的路径只能靠政治观上的突破，因为政治观突破，我们的新路径也便得已开拓，这是合逻辑的事情。

思想家，远看很美——代序

引  论

大战略源于大思想

中国实现战略突破的关键问题

•1•大国领袖 

引言：大国需要大国领袖

习近平的新政治观的本质内涵和时代价值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从推进改革角度明确习近平“新设计师”形象

转型中国需要赋予最高决策者更大权力

将“全面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纳入习近平执政思想体系

解决任意解读“四个全面”的关键是明确习近平的新政治观

习近平着力构建的是精神大厦

习近平清新执政三部曲：强改革重法治铸精神

“习式风格”引领官员人性回归

习近平言论蕴含执政新思维

拓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外交路径

•2•大国交往

引言：民族复兴需要更宽阔胸怀

中国崛起的深层制约和出路

中国不能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

中国梦亟需进行国际化解读

崛起中国需要创新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

多渠道多形式加强中加交流与合作

参与大国博弈的中国需要结盟

提升高铁输出的战略高度

核心价值与高铁一同输出的逻辑和意义

由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看大国崛起的本质

国家力量支撑不起膨胀的民族心理

意识形态斗争我们承压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可预见时间内将一直领跑世界

以重构中美战略关系铺平我大国道路

适度调整我对日战略策略

以自我超越推进中国大国进程

参与大国博弈从找寻解决俄乌争端方案做起

探寻中国外援效益最大化的路径和措施

我从利比亚撤侨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美国“致命伤”具有其实意义

•3•大国治理

引言：精神缺失是中国发展进步最大障碍

改革需要重点关注的深层问题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意义及相关问题

警惕中国政治权力碎片化

以体制机制突破遏制高官政客化

龚自珍更法改制思想的现实意义

依宪执政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要标志

创新是繁荣中华文化的根本路径

洛克分权制衡学说的思想内涵及其启示

和谐社会是终极追求的阶段性社会形态

以放缓发展速度实现社会平衡

以超常规用人应对反腐人才短缺

以新思维推进新疆治理与反恐

虚拟世界确有设置边界的必要

全球网络博弈与网络管控

•4•大国军队

引言：惟改革才能将中国军队推向世界

军队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

新军改是我军建军治军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军队改革方案背后的考量

军队建设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依法治军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筹划未来作战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

中国军队思想和精神建设步入重大转型

我国阶层变化过程中的军队精神支柱问题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法理基础

军队拥有的特殊权力与权力运行规则

三大助动力推进强军梦

我军已经走上强军快车道

军队廉政建设力度空前加大

人民军队更要大兴清廉之风

全球化视野下的军队意识形态斗争

军队开展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新情况与对策

军队改革将给文艺队伍带来深刻影响

社会该对军队多高的期待和要求

军队不必在党和国家间选边站

军队反腐难的深层次原因

增设军事新闻发言人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强军目标

军官下连当士兵的目的和意义

追求世界领导力的加拿大军队

特殊鲜明的澳大利亚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