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古廷（Gary Gutting），美国圣母大学哲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当代法国哲学、科学哲学以及宗教哲学。他以研究法国哲学尤其是福柯的思想闻名，著作有《福柯》（Foucaul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思考不可能之事：1960年以来的法国哲学》（Thinking the Impossible: French Philosophy Since 1960）、《剑桥福柯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oucault）、（What Philosophers Know: Case Studies in Recent Analytic Philosophy）、《20世纪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等。

《哲学能做什么》是一部指导读者用哲学思维来思考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的实用哲学读物。作者使用有效的哲学工具，分析了政治、科学、宗教、教育、艺术等重要领域的热点问题，向读者演示了如何运用哲学工具对具有争议的当代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

作者强调概念区分在哲学论证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区分“归纳论证”与“演绎论证”，我们可以弄清楚为什么有些论据充分、符合逻辑的论证却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通过区分“关联关系”与“因果关系”，我们就能更加冷静地对待许多“科研”成果，明白多吃鱼、喝红酒、练瑜伽不一定会让我们更加健康，因为这些做法和健康之间只具有相关性，而不具有因果关系。同一个改善儿童营养项目在印度取得成功，在孟加拉国却以失败告终，作者以此例揭示了“在此有效”与“在彼有效”的区别，提出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因果关系原则具有定域性和脆弱性。了解了这些特性，家长们大可不必再为“穷养还是富养”“散养还是圈养”而纠结和焦虑了。

作者还介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福柯、罗尔斯等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概念如何帮助我们在道德、经济、医学等方面的问题上进行更加清晰的讨论，有力地说明了哲学对于公共讨论的重要作用，告诉我们这种古老的探寻问题的方法可以对我们未来的问题带来重大启示。

幸  福

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见，把幸福作为一种纯客观现象的研究具有严重的局限性。这里，我将追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家们，提出一种幸福观，它符合我们努力追求幸福、获得幸福的现实经验。

我认为，幸福涉及四个要素，第一种多半属于一种运气。你必须完全摆脱痛苦——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才能获得起码的幸福。痛苦能使人格高尚，能造就人，但也能把我们降到一种状态，其中除了我们的痛苦别无其他，更无任何能使痛苦变得有意义的东西。当然，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也偶尔会经历一场极度的痛苦；但是，某种程度的持续痛苦却会把幸福一扫而光。

一些伦理观点混淆了幸福和应付不幸的手段。例如，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一些观点劝你调整自己的欲望，把它们置于你能控制的范围内。例如，你若无法避免痛苦，就不要把避免痛苦作为你的目标，要学会接受它。但如果你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痛苦，那么当痛苦超过了某一点便会压倒一切，毁掉幸福。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妙计能减轻某种痛苦，却不能确保获得幸福生活。同样，一些宗教提供了对未来幸福的希望，那种希望使我们忍受眼前的痛苦。但是，人们不知道这种希望有何根据，而且甘愿忍受剧烈的痛苦也不等于得到了幸福。要避免生活能带来的最坏局面，你就必须走运。

对此，词源学指出了正确方向：幸福生活中，好运（goodluck）是不可或缺的（“hap”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意思是“运气”，参看happenstance [1]）。说到第二种要素，我们可以读读伏尔泰的哲理小说《赣第德》。小说的很多章节讲述了主人公赣第德及其同伴经历的一系列可怕灾祸：地震、狂风暴雨、拷打、强奸、战争。这似乎都不太符合现实，那么少的人怎么会吃那么多苦？最终我们了解到，伏尔泰只是把人类经历的种种巨大苦难浓缩成了少数几个人的生活。你必须阅读那部小说，才能理解伏尔泰如何能使它成了滑稽的闹剧。在小说最后一章，书中人物都逃脱了痛苦，在土耳其乡村结成了一个稳定的共同体。但现在，无聊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渴望自己从前的痛苦经历。赣第德求教了当地几位智者以后，懂得了他们需要的是工作。之后每个人都担负起了能造福共同体的某项任务，由此获得快乐。赣第德总结出了那句著名的格言：“还是种咱们的园子要紧”。

可见，完成工作是幸福的第二个要求。但我们不能只为自己工作。我们彼此各不相同，但为了生存和发展，便需要一个共同体；因此，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幸福与其他人的幸福分开。我必须做某种事情，它既能让我个人满意，也能被看作我为别人生产了有意义的物品。当然，我若没有生于富家的运气，我的工作就必须能挣到足够的收入，来为我提供最基本的必需品，没有那些必需品，便不可能获得幸福。难的是找到既让我满意、又能获得足够收入的工作。

    幸福的第三个特征是古希腊人所说的“快乐地（恰当）享用”（参见米歇尔·福柯《性史》卷二和卷三）。我们常常以为快乐只是我们肉体感觉的满足，但还有情感的和精神的满足，比如艺术和社交的欢乐。很多人都发现：情感和精神的满足比食物和性欲的满足远远重要得多。这些快乐都是幸福的重要方面。我们的生活中，它们往往来得十分偶然，是对我们的工作带来的满足的补充，令人愉悦；工作带来的满足较为分散，也不那么强烈。

危险（尤其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在于：追求幸福生活时过分重视快乐。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某些版本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只把幸福看作快乐体验的最大程度的累积。但我们真能相信幸福里除了一系列快乐状态再无其他吗？其实并非如此。已故哈佛大学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在他关于“体验机”（experience-machine）的思想实验中，阐明了这个基本观点。假设神经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装置，它能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主观体验—极为浪漫的爱情，写一本才华横溢的小说，拯救你的民族、使之免于毁灭。你甚至可以规划整个人生，使其中充满了最令人愉快的体验。但是，一头扎进这样的机器中却不会使你得到幸福生活。你若从未真正做成任何事情，从未实现过一个对人类很重要的目标，你怎么会幸福呢？你若只把生命耗在实验室中，享受一系列快感（即使你并不知道），你怎么会幸福呢？

另一方面，快乐也似乎的确是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想象一下把诺齐克的“体验机”逆反过来：这个装置并不妨碍我在现实世界中作出业绩，但能消除大脑的那些快乐，因此我从未主观地享受我做的任何事情。我们能说其结果就是幸福生活吗？

不管怎样，快乐在幸福生活中发挥着次要作用。快乐本身常会使人渴望反复得到它们，渴望它们更加强烈。如果缺乏反思性头脑的控制，快乐便会把工作排挤到幸福的核心之外。不肯“错过”某些格外诱人的快乐的意念和一心渴望的体验不符合预期导致的失望，都是快乐的病态反映（例如：你长期储存的1961年“拉菲”红酒已过了其最佳品质期；你为庆祝自己25岁生日安排的威尼斯旅行周，却遇到了一星期的冷雨）。避免幸福的“享乐堕落”（hedonic corruption）的最佳策略是：全心全意地欢迎到来的快乐，但不让它们直接主宰我们的生活。同样的策略，当然也适用于我们常用于购买快乐的金钱。

最后也常常是最重要的，还有人类之爱的幸福。我的幸福来自我配偶、子女、朋友—甚至全人类的幸福，他们的幸福也来自我的幸福。这种幸福能使我们超越单纯的幸福领域，进入个人道德和宗教价值的世界。它甚至能使我为了他人的幸福牺牲我的幸福。爱是幸福的顶点，但重要的是，爱能使我们追求单纯幸福之外的人类利益，因此这里我才会就它多说几句。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怎样进行政治辩论 / 1

不是辩论的辩论 / 2

宽容原则 / 3

相关证据原则 / 7

确信与辩论局限 / 14

辩论与争议 / 18

认识同侪与争议的难题 / 20

辩论有何益处 / 26

第二章 科学：消费者指南 / 29

可预知成功原则 / 30

关联性研究及其局限 / 34

实验室vs.世界 / 38

在此有效vs.在彼有效 / 41

基于证据的公共政策 / 44

气候科学 / 47

科学与气候政策：概率vs.价值 / 50

第三章 哲学与科学局限 / 53

意识与大脑 / 54

玛丽和哲学僵尸 / 55

神经科学与自由意志 / 62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