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研究丛书》：
第三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
后篇：1929-1938年
海尔曼·施密茨将早期海德格尔在时间上精确地划定在1989年10月5日出生至1929年7月26日接任弗莱堡大学胡塞尔哲学教椅之间。①这种划分预设了一个前提，思想史与思想家们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真理无关，而是应当被理解为权力斗争的历史，即话语权利的斗争史，而在我们这里的案例中，它意味着：海德格尔通过成功的战术“越过”和“克服”了他的前任胡塞尔，通过对德国当时最重要的哲学教席的接管而像约纳斯所说的那样“攫取了权力”，从而完成了他事业上或仕途上的华丽转身，最终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他的深刻印记。但是，如果对这个思想逻辑予以彻底的贯彻，那么从1928年至1945年期间的海德格尔就只能被视作中期海德格尔，因为他在二战结束后便受到战后清理委员会的去纳粹化审查，于1945年被剥夺了这个教椅，并一度被禁止在弗莱堡大学授课。接下来还可以依此划分后期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本人曾一再想将他的思想与胡塞尔思想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德国农民哲学与犹太商人哲学的冲突。我们在后面的“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与“外篇（2）: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中还会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倘若海德格尔的说法真的成立，我们在他对胡塞尔的“战役”案例上就必须说：是狡黠的“德国农民哲学”战胜了淳厚的“犹太商人哲学”。
海德格尔于1929年7月26日正式接任胡塞尔的教椅。此前两天，即7月24日，他在弗莱堡大学做了题为“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就职讲座。由于胡塞尔于1917年在弗莱堡上任时所做的就职讲座题目是“纯粹现象学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因而他的继任的“形而上学”的讲座标题已经明确凸现了两人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乃至行文风格的差异。舒曼曾通过历史事实的陈列而指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背离并非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是在胡塞尔于1931年6月在柏林讲演上公开批评海德格尔之后，而是在此之前，“关键的一步是由海德格尔自己迈出的，而且是在公共的场合。他于1929年7月24日在弗莱堡做了就职讲座‘什么是形而上学？’。其中没有谈到胡塞尔和现象学。”因而舒曼认为，胡塞尔至此才注意到海德格尔的根本变化，或者说，感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陌生，并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1929年8月和9月）通过对他的著作的阅读来认真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①
这个过程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予以呈现。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先回溯到1929年4月10日的胡塞尔七十诞辰庆祝会上。此时胡塞尔尚未明确地意识到在他的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存在的基本分歧。而海德格尔显然也还没有准备完全背离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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