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米歇尔·福柯的剪辑
电影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近几年来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奇怪的是，米歇尔·福柯的名字似乎游离于这些研究之外。尽管福柯没有写过纯粹意义上的活动影像论文，尽管他在这方面的论著不多，但人们仍记得福柯也曾偶尔涉猎电影，比如：法国电影资料馆甚至专门举办过一次以“福柯与电影——记忆影像，权力影像”为主题的电影节，以纪念他与电影的相遇。可是，这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产生要对这两次“相遇”进行比较系统的对照的想法。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填补这个空白。
因为，福柯首先是从历史视角涉足电影的。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证明，他在文章中明确讲述了这个问题。《电影手册》在1974年首先以采访的形式，以“反追溯”为题,向福柯询问了有关过去的发生和暂留方式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过去，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国，是被占领与抵抗的双重主题，福柯将这两个主题重新进行了区分，我们后面还会专门讲到，一边是正史的史诗型或叙事型，一边是不断受阻并永远需要取证的他称为“民众斗争记忆”型。
正是在某个与现在有着密不可分纠葛的历史领域中，福柯与活动影像的这种相遇才获得了其必要性：它如此深刻，如此现实，甚至引发了人们对哲学活动与艺术实践之争的期待。在这里，哲学活动不满足于将艺术实践看作对象，而是要在它身上发现哲学自身的问题，所以这两者在剪辑或短路中获得重生，任何一方都重新确立了它们坚定不移的走向。比如，《电影手册》的批评家们和导演（勒内·阿里奥）就抓住了1973年福柯出版的皮埃尔·里维埃回忆录提出的问题：一个“人说出了他没说过的话”，并与所有话语的教条主义决裂；反过来，福柯又从玛格丽特·杜拉斯或沃纳·施罗德的影片中发现一种“解构”身体的新方法，开启了一种享乐的新用法。
这是引发我们对哲学与电影对话的性质想说点什么的原因，也是《福柯看电影》一书的初衷。“电影哲学”已成为一种时尚，这是事实。那些宣称用电影思考或用影像思辨的法语或英语出版物已数不胜数。然而，这种热潮主要由一种旨在从影片中寻找哲学观点图释的态度支配着；比如人们从沃卓斯基兄弟的《骇客帝国》中看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从希区柯克的焦虑中看到了拉康的精神分析。这种做法虽然可以产生某些消遣或教育的功效，但人们却没看到它所能带来的真正的新事物：人们忽视了纯电影表现而偏重于叙事事实。柏拉图的读者早就懂得闭门造车是什么也学不到的。或许有人能做得更好？天知道。
我们只是强调人们可以不仅要求哲学家告诉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某一行为思维的要求，而不致被引向其他方向。同样，电影也不满足于再现事件，它教导我们别样地去看，而无需强迫我们怎么看。这样一来，我们所能对比的不是内容，而是操作——一边是观念的,一边是影像的——，对比哲学研究与电影作品，不把它们看作在不同媒介中言说同一事物的两种方式，而是看作以其各自表达方式言及同一问题的两种路径。人们在电影中比在由概念实现的真理解释中更容易发现一个哲学家的世界。我们认为，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伙伴，一个对手，一种启迪，在这里，人们可以具体体验别样思考的意义。
别样思考，这句话是福柯说的。诚然，我们可以在电影史中找到一些解释福柯关于癫狂、规训社会或监狱观点的影片，我们一定做得到。但我们也可以指出福柯首先是要寻找书写历史的另一种方式，他要书写的历史不服从某种叙事的线性规则，却能揭示出一些“事件”。他首先要讲出那些正发生在我们现在“边缘”上的事情，那些发生在我们的时代而又不是其英雄的事件。但在揭示事件时，不讲述一段历史，不把这些事件限定在某一叙事的过程中，即被赋予某种价值并面临某种情境，这些英雄要用某种妥协行动改变叙事；揭示一个非人类的，有时处在感觉边缘的变化的完整世界，这曾经是电影的使命之一吗？福柯本人看到了电影已经具有捕捉这种“分子”历史的可能性，这种历史不相信已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自由，也不相信巨大的无意识结构的功效，它只钟情于一些“微过程”。对于它们，我们仍毫无意识，但它们决定着我们与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最深刻变化，解释它在体制或法律变化的巨大周期性背后试图重构的这种“战斗尘埃”。这是一种非英雄的历史，对诸如1968年五月风暴这样的事件性质本身产生过深远影响。
《福柯看电影》一书所涉及的问题不妨概括如下：电影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别样地书写历史？电影是否可能评判和揭示构成福柯称之为“权力技术论”齿轮的那些既意外又必然的微小元素？电影是否有助于我们对现在的批判？因为这种批判所持的逻辑是其他表现方式所缺少的。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去审视电影可能带给所有人的那些东西，这些人今天仍希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当时米歇尔·福柯用过的考古学方法，意味着同时检验这种考古学方法在电影影像层次上提出的问题，如它的构成，它的演变，它的变性。我们的基点也限定在构成本书的两篇研究论文和福柯撰写的关于电影运动影像的十余篇文章上。当然，福柯的重要著作也会随着分析的深入被提及——从《知识考古学》到《快乐的享用》，从《话语的秩序》到《规训与惩罚》——但我们的话题不希望只限于在福柯不同著作之间搭建桥梁，包括《言与文》中有关电影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不希望做轻松的注解工作，而是希望将我们自己置身于这些采访、“对话”和福柯其他电影文章所产生的“影响”之中。
下面的篇幅将系统讲述四种影响：对电影评论的影响，这是对福柯思想进行的实际操作，以便弄清他对影片以及电影史言论进行的修改。其次是对电影理论与美学的影响，因为即使福柯不挖掘范式或本质的问题，作为艺术的电影的特殊性观点也贯穿在访谈中，即活动影像与权力关系、情爱行为或某一斗争故事有关；我们前面说过，对哲学实践的影响，因为那些关于第七艺术的文章在这里可以用来抽取，就是说制造某个事件概念，然后反过来让这个事件概念为福柯著作中相关的形而上学服务。还有，对历史调查的影响，因为在许多采访中，总是迂回出现电影与档案学家专业知识的巧合，这是福柯真心呼唤的巧合，并希望支持电影能够“重新描述”档案的观点。
或许可以考虑第五种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这样预想：福柯的文字与言论对导演本人产生的潜在影响。本书在哲学、历史和电影的交叉中揭示给读者的，不是福柯某部著作所阐述时代的装饰性改编（古典时代或规训社会），不是福柯在图书馆查询档案的真实复现（一部关于18世纪“无耻者”的影片），也不是哲学家福柯的精美肖像，而是一部影片，它在另一种情境下，这里或那里，重论福柯曾经阐述过的某一问题。
帕特里斯·马尼利耶
道尔·扎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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