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萨尔维尔（Lydie Salvayre），法国女作家。一九四八年生于法国中部的奥坦维勒，原名莉迪·阿尔霍纳，父母是西班牙内战后期到法国南部避难的西班牙共和派人士。由于父亲是安达卢西亚人，母亲是加泰罗尼亚人，她的母语并不是法语，但通过文学阅读，她渐渐熟悉并掌握了这门语言。中学毕业后，她到图卢兹大学研读现代文学，而后又取得医学文凭，成为马赛的精神科医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她开始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至今已出版了近二十部作品，其中一九九七年的小说《幽灵作伴》荣获十一月文学奖。二〇一四年，她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不哭》荣获龚古尔文学奖。

一九三六年夏天，蒙特丝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她的国家即将爆发内战。她居住的小村庄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但当哥哥何塞从城里回来，革命热情溢于言表，让她深受鼓舞。革命、爱情、家庭、荣誉，她的命运从此改变……

小说中交织着两个声音：一个是反抗的声音，来自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他是西班牙内战的直接见证者，谴责民族主义分子在天主教会的祝福下对“穷鬼”实施的恐怖行径，他的抨击册子《月光下的大公墓》即将引起争议；另一个是生机勃勃的声音，来自叙述者的“穷鬼”母亲蒙特丝，七十年之后，自由派起义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依然在她的记忆中闪耀。

一场战争，两个声音、两种视野，奇异地回响在今天，就像被莉迪·萨尔维尔的小说艺术施以了魔法，扣人心弦，又如一篇现代宣言。

莉迪·萨尔维尔巧妙地将两个抒情的声音（她母亲的声音和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女儿对母亲饱含深情，令人动容。

——法国《新观察家》杂志

莉迪·萨尔维尔在语言中创造了一种有生机勃勃的和谐，高歌勇气、英雄主义和美。

——法国《世界报》

这部小说极具原创性……融合了西班牙内战的普遍经验和个人经验。

——法国《费加罗报》

一部精彩绝伦的小说。一部光辉灿烂的家族传奇，一项对记忆和历史重建的迷人研究。
——西班牙《世界报》

我母亲出生于1921年3月14日。她的亲人都叫她蒙特丝或者蒙特西塔。她在跟我讲述她的青春岁月的时候已经九十岁了，她用的是那种混杂的、比利牛斯山那边的语言，六十年前命运偶然把她抛到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从此这种语言就变成了她自己的语言。

我母亲年轻时是个大美人。别人告诉我她从前的容貌非常特别，西班牙女子头顶陶罐顶出来的这种与众不同的容貌如今只能在芭蕾舞演员身上看到。别人告诉我，她往前走的时候就像一条船，直挺轻盈，特像船帆。别人告诉我，她身材阿娜多姿犹如银幕上的电影明星，“从她的眼睛就能看出她的心灵是多么的善良”。

如今，她已经老了，脸上爬满了皱纹，身体羸弱，老态龙钟，摇摇晃晃，可是一想起1936年的西班牙，她的眼睛便会重新闪烁那种我从未见过的青春的光芒。她已经出现了记忆障碍，自那场战争爆发到今天，她所经历的所有事件，全都被他忘记了，永远忘记了，了无痕迹。但她绝对完好无损地保留着1936年那个夏天的记忆，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在那个夏天，她说道，就是在这个36年夏天，她发现了生活，毫无疑问，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冒险经历。那意思是不是说接下来的、被她视为现实生活的七十五个春秋于她而言并非真正的人生？我有时候会这么想。

这天晚上，我又听见她在消逝的青春废墟中翻寻，我看见她的脸恢复了生气，仿佛她一生的全部快乐都集中到了1936年夏天在西班牙那座大都市里度过的那几日，仿佛对她而言时间都停在了1936年8月13日早上八点钟的圣马丁街。我聆听她跟我回忆那段往事，同时阅读贝尔纳诺斯的那本《月光下的大公墓》对她的那段回忆既进行了补充完善，同时也使它黯然失色。这两个人的叙述让我陷入了一种困惑，我想试着搞清楚让我陷入困惑的原因，但我也担心这种困惑会把我引向那个我压根儿就不打算去的地方。说得更明白一些，我，在他们的回忆当中，感觉到一些矛盾的、反正很困惑的感情通过许多未知的闸门涌进我心里。我母亲讲到1936年的极端自由主义经历时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莫名的惊叹，一种莫名的孩童般的快乐，而贝尔纳诺斯描写的暴行，对照人类的愚昧、仇恨和疯狂，重新勾起了我的恐惧，我害怕今天某些混蛋会与那些罪恶的思想重新建立联系，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那样的思想已经沉睡。

当年我那十五岁的母亲由我外婆领着去应聘那个女仆职位的时候，前面提到的那个海梅·布尔戈斯· 奥夫雷贡老爷的姐姐普拉太太正直挺挺地坐在一张有高大皮质椅背的椅子边上，激动地读着手上那张《西班牙行动报》头版上的社论：“一位年轻的将军决定领导正在民主和社会主义中沦陷的伟大的西班牙，以便筑起一道阻挡布尔什维克入侵的堤坝。在他的号召下，其他将军毫不犹豫地聚集在这位卓越的领导人周围，民族同盟苏醒了。可是想对地中海沿岸的整个欧洲下毒手的莫斯科当局已经把卑劣的欲望和残忍的兽性渗透到政权当中，将军们的精神、智慧、对祖国的忠诚和英雄主义能战胜这种欲望和兽性吗？”这篇文章以问句结束，这个问句让普拉太太一下子陷入恐慌之中，让她出现心悸。因为普拉太太患有心悸。尽管医生叮嘱过，要她避开那些会引发心悸的不愉快的事，但她的爱国心驱使她阅读这份民族主义报纸。这是义务，大夫，她用柔弱的声音说道。

随后的那些日子，普拉太太惶惶不可终日，脑海里浮现的都是房子被洗劫，土地被掠夺，财产被蒙特丝的哥哥何塞和他手下的那帮强盗捣毁的景象。她如此惊恐万状还因为食品杂货店的老板娘玛露卡悄悄告诉她那些安那其开始东游西荡，趁火打劫，场面血腥，强奸修女后还要将她们开膛破肚，玷污她们的修道院，亵渎她们的圣物。从此，普拉太太的脑海里开始出现那帮匪徒闯入她的卧室，扯下高悬在她的白色床铺上那个带耶稣像的象牙十字架，掠走那只镶嵌了珐琅的珠宝盒，上帝啊，还对她进行了难以启齿的蹂躏。可是，当她在路上碰到这些头脑发热的年轻人的父母时，她照旧跟他们打招呼。那得有一颗多么仁厚的心啊！

不过，夜幕降临之后，她就跪在跪凳上，祈求老天爷保护她的家人，让他们免遭那些目空一切的野蛮人的侵害。

让他们死！

才脱口说出这句话，她的脸便因为羞愧而胀得通红，她居然许下了这样的心愿。仁慈的上帝据说具有超一流的听觉，他听见了她的话吗？明天她就去米盖尔神甫（村里还没有逃走的本堂神甫）那里忏悔，神甫会要求她念三遍圣母经和一遍天主经，这对她的心理疗效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就跟吞了一片阿司匹林一样见效。众所周知，那个时候，天主教徒用白刃、枪械、棒子或铁棍对革命者无论犯下了什么罪行，都可以随即被洗白和谅解，只要晚祷前表现出悔恨之意，这种跟西班牙天主达成的小协议确实显得很不可思议。

普拉太太重新开始祈祷，现在她祈求极其神圣的圣母玛利亚结束那些致命地冒犯仁慈的上帝的无耻之徒的暴行。因为普拉太太认为损害她的财产便是致命地冒犯仁慈的上帝。因为普拉太太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做什么事情是在致命地冒犯仁慈的上帝。因为普拉太太跟村子里的那些人一样，被人称为“法西斯”，这种称呼很能说明问题。

“法西斯”用西班牙语发出来，就像吐出一口痰。

村里的“法西斯”数量在减少，他们普遍认为：

死去的革命者

才是优秀的革命者。

蒙特丝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何塞是个革命者，或者不如说是个“红与黑”[1]。妹妹从布尔戈斯家回来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之后，他马上就变得怒不可遏。1936年的革命者个个都是怒不可遏。那些“红与黑”尤甚。

何塞觉得自己的妹妹被冒犯了。1936年的西班牙处处都是被冒犯者。

[1] 西班牙内战期间，伊比利亚安那其联盟（FAI）和全国劳工联盟（CNT）使用的旗帜为红黑两色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