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档》：
我的文档致娜塔莉亚·加西亚一我第一次看见电脑是在一九八〇年，那时我四岁。不过这段记忆并不清晰，大概是跟接下来几次参观父亲位于奥古斯丁纳大街的办公室的经历混在了一起。那阵子，父亲总是右手捏着香烟，黑黑的眼珠盯着我，跟我讲解那些大块头机器是如何运作的，盼着我会惊叹不已。而我，虽然表面上饶有兴致，但其实每次一瞅准机会，就会溜去秘书洛雷托小姐的办公室。
洛雷托留着齐肩中发，双唇细薄，从来都记不住我的名字。
洛雷托的机器才让我觉得了不起呢：一个个词语在小小的屏幕上堆积，然后眨眼间就被嵌进了纸张。
这东西可能跟电脑也差不多吧，不过那时我可不关注这个。我更喜欢另一台机器：意大利好利获得牌黑白打字机。这东西我熟得很，因为家里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我母亲学的专业是编程，却很快把电脑置之脑后，爱上了“打字”这门更简单的技术。当时，计算机远没到普及的程度，打字还流行得很。
母亲打字可不是为了挣钱。她敲敲打打的都是外婆早些年写下的歌词、小说和诗歌。外婆写这些要么是为了某场比赛募集善款，要么是计划着什么能让她一举成名的项目。我还记得母亲在餐桌前工作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塞好每一张打印纸，或是用涂改液抹去每一处错误。母亲打字很快，十个指头一齐跳动，根本不看键盘。
也许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台电脑，而母亲，是台打字机。
二我很快学会了用打字机打自己的名字，但更热衷于用键盘模仿行军的击鼓声。加入军乐队是我们所能憧憬的最大光荣，所有孩子都是如此，我也不例外。
每天上午的课间，我们都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军鼓、军号、军哨声：小号和长号铿锵交替，三角铁和里拉琴的清脆音色浑然一体。军乐队每周出行两三次，每次看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学校尽头的空地上，我都激情澎湃。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指挥官了，他曾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现在只在重大场合才会露面，虽然是个独眼龙，却不妨碍他把指挥棒使得游刃有余。他的一只眼珠是个玻璃球，传言说是在一次演习中出了事故。
十二月间，我们时不时前往迈普的许愿寺进行拉练，其实就是持续两个钟头的漫长徒步。在军乐队的带领下，我们从学校出发，按照年级由高到低排列，也就是从五年级（因为我们是职业技术中学嘛，比一般学校多一年）排到一年级。人们拥到街道两侧向我们问候致意，好些阿姨婶婶还送来橘子给我们解乏。
母亲也经常出现。她停好车，到队末找到我，然后回到车上听听歌、抽抽烟，又一次把车开到队伍前，等着跟我打招呼。母亲有一头耀眼的栗色长发，是我们全年级公认的最美妈妈。这事儿其实多少让我有些尴尬，因为老有同学说，作为我这个丑小孩儿的妈妈，她实在是漂亮得过头了。
但丁也常来跟我打招呼，他总是大叫我的名字，这让我在小伙伴中挺难为情，大伙儿就连同我和但丁一起取笑。但丁是个有孤独症的孩子，比我们年长不少，大概有十五六岁了吧。他身高一米九，体重一百多公斤。有段时间，他自己老说：“嗨！我体重一百零三千克。”数字总是这么精确。
但丁成天在村里游荡，努力分清哪些大人是哪些孩子的父母，谁和谁是兄弟姐妹，谁和谁又关系不错。在一个被沉默和隔阂统治的世界，这真不是件简单的事。但丁总是跟在别人身后说话，别人一加快脚步，他也随之加快'直到超过别人，他就会转过身来倒着走。每次听懂了点儿什么，他总是郑重其事地点点头。但丁大概是被父母遗弃的，跟一个阿姨住在一起，不过他从不提这事儿，每当别人问起他的父母，他总是眼神空洞。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