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中国做生意》：
　　因友好城市关系结缘 正如新干线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象征一样，在中国，高铁也如实地描绘和见证了这个国家令世界瞩目的经济腾飞。不幸的是在2011年7月，浙江温州发生了高铁追尾事故，人员伤亡惨重，令人痛心不已。但在此之后，中国政府加强和落实了相关安全措施，高铁线路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平均时速也由200公里提升至300公里以上。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中国的）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中国政府还计划到2020年时将其延伸至1．6万公里。
　　提到高铁，我不由得感到些许的欣慰和自豪，因为将高铁轨道固定在混凝土台板上的金属固定件就是由我们公司生产的。以前的铁路，是用一种叫做“狗头道钉”的钉子把轨道固定在枕木上面；而高铁出于安全考虑，轨道是安装在长约5米、宽约2，米的混凝土台板上。我们公司原先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后来我们获得了约合5亿2千万日元的高铁订单，即生产上海至南京的300公里高铁（于2010年7月1日开通）中一半区段要使用的道钉，由此便开始了高铁零部件的生产。发展到今天，高铁零部件已经占到了整个公司销售额的10％到20％。尽管今天一切已经走上正轨，但回想当初跟中国的结缘其实也是极为偶然的。
　　那还是30年前的事情。我父亲是公司最早的创业者，他叫盐谷由荣。1949年战争结束后，他回到日本石川县金泽创办了一家铸造工厂。虽然规模不大，但也一点一点地稳步发展起来。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到70年代末，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地方之间的交流渐趋活跃。1981年，缘于同样是拥有悠久历史的古都，金泽市与江苏省苏州市结为友好城市。随后，苏州市提出，希望金泽市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提供支持和协助。于是受金泽市的委托和派遣，父亲于1984年访问了苏州，并同意向其提供铸造技术——这便是我们公司的起源。关于自己的经历，父亲讲得不多，他出生于大正时期，属于“战中派”（即在二战时期度过青春时代的人），也有过从军经验，曾经穿过广袤的中国大陆到了越南河内。初次来到苏州时父亲已经64岁了。我想，他当时大概是带着赎罪的心情吧，觉得自己在有生之年必须为中国做点事情。当时，中国与日本的技术水平差距很大，大概相差四五十年。因此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说是完全不计成本的“尽义务”。尽管父亲在1983年就已经退居二线，但他作为公司顾问仍然频繁地往返于日中之间。在他去世前的14年时间里，他共计访问了中国200多次。
　　同甘共苦的中国同事 由于我是次子，所以父亲便把中国工厂的重任交给了我。我从1987年开始到苏州国营铸造七厂进行技术指导，当时除了技术水平之外，日中双方在对制造业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对此我感受颇深。那时的铸造厂，真的就像过去吉永小百合主演的电影《化铁炉林立的街道》里所描绘的那样，把焦炭铲进炉子，用高温将铁块熔化成铁水，然后再将其注入到用型砂做成的铸型里面。那可是真正的“3K工作”①。
　　车间里面尘土弥漫，黑乎乎的，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随着技术的进步，日本工厂的工作条件己经大为改善，但是在中国当时采用的仍然是陈旧的传统工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从广东深圳涌起的改革开放大潮开始席卷大江南北，国营企业永不破产的神话开始破灭。国营企业都在拼命地寻找新的资本和技术，于是有人找我们谈合资办厂的事情。考虑到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根本无法承担投资风险，好几次我都放弃了这个念头。然而，就在答复时限的最后一刻，一直为日中双方牵线搭桥的苏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女翻译对我讲了这样一番话： “帘子的背后有可能是美味可口的苹果，也有可能藏着一条蛇。盐谷先生您因为肚子不饿，所以害怕把手伸进去。但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会变成什么样，您不鼓起勇气伸手去试试怎么可能知道呢？如果只考虑眼前的话，怎么可能有未来呢？” 直到最后的最后，我一直为此伤透了脑筋。父亲也只甩下了一句话“你自己拿主意吧”，便不再过问。在1994年我终于做出决断，以合资方式设立了苏州石川制铁有限公司。这里面既有对父亲中国情结的考虑，还包含着与当时同事们的感情，7年来我们一起流汗，一起被熏成“黑包公”，我们的关系怎么能说断就断了呢？如果不继续干下去，之前的努力岂不是付诸东流了吗？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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