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工业革命以来，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急剧攀升，由此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大挑战之一。面对日益高涨的“碳减排”呼声，城市作为碳排放的集中地，如何实现“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低碳城市理念应运而生，在国外得到广泛践行。然而，该理念在我国作为一个全新的课题，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其建设现状和水平值得深入探究。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选题背景
(一)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碳减排压力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活动使用的大量化石燃料产生了规模庞大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被认为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3)指出，1983～2012年是过去1400年间气候*暖的30年，由此引发了土地沙漠化、极端天气、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不可持续的环境问题频繁发生。据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UNODRR)报道，在2005～2014年间，受极端气候的影响，全球超过60万人遇害、41亿人受伤，经济损失高达1.9万亿美元(UNODRR，2015)。与此同时，IPCC第五次报告指出，若不对碳排放的增长速度进行合理控制，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会上升1.1～6.4℃，并带来海平面上升16.5～53.8cm。这不仅会导致大量陆地被淹没，还会引发地面沉降、土壤盐碱化、海岸风暴潮等灾害。更为严重的是，当全球气温上升到2℃的温度红线时，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IPCC，2014)。面对如此严峻的气候形势，温室气体减排逐渐被世界各国所关注。1992年，世界上第一个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而起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开放签字，就此拉开了各国气候谈判的帷幕。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为严格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打开了新篇章。此后的“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2012年多哈世界气候大会”、“2015年巴黎协定”和“2017年波恩全球气候大会”都象征着国际社会在控制温室气体、减缓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态度与决心。
面对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巨大冲击，我国毫无疑问也未能幸免。不仅如此，作为世界*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城镇化，这使得我国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困境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郭少青，2018)。一方面，城镇化以充足的劳动力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为改善城乡经济结构、扩展经济发展空间创造了有利环境。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为大规模的经济活动集聚了生产要素，促进了城市房屋建筑、工业、交通等产业的快速发展。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总报告)》指出，过去35年里，我国经历了创纪录的经济增长，成功使5亿人口脱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的GDP占世界比重由1978年的2.25%，上升到2016年的14.81%，目前位居全球第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4年3月我国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70%左右。
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推动了建筑面积快速扩张与其使用效率的背离、交通需求量的急剧攀升、居民消费力与日俱增等，导致我国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呈井喷式增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我国能源消耗从1978年的57144万吨标准煤，增加到2015年的430000万吨标准煤，年平均增长率达5.6%。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我国自2005年起就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量*大的国家，并且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截止到2014年，该比例达到了28.5%，是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家(美国)的近两倍。毫无疑问，这一巨大的碳排放总量使我国在国际“碳政治”博弈中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国际社会甚至普遍认为，要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终目标，必然要以我国实现大量碳减排为先决条件。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发展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外在需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国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全球碳减排的呼声，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2012年多哈世界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2014年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承诺，到2030年左右将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2015年11月30日开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再次做出承诺，将于2030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峰值目标并争取尽早完成，同时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0%～65%。
由此可见，快速城镇化带来了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碳排放急剧增加，在国内经济发展需求与国际碳减排形势的双重压力下，如何既保证城镇化的有序进行，又保证碳排放承诺得以实现，是我国政府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可持续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E.Stiglitz教授指出，我国的城镇化是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重要事件之一。根据著名的诺瑟姆理论，当城镇化率在30%～70%时，其会呈高速发展趋势，在较短时间即可突破50%，进而上升到70%。而我国的城镇化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区间，在这个阶段是选择一种低碳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还是延续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高碳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甚至是世界的未来都至关重要。
不仅如此，我国至少80%总能耗和总碳排放来自城镇(Dhakal，2009；曾德珩，2017)。因此，在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作为践行节能减排的主战场面临着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城市资源紧缺。在城镇化进程中，资源供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大规模城市工业、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能源、钢铁、水泥等做重要支撑。而我国是人均资源稀缺的大国，在人均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等方面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任成好，2016)。《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指出，我国人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别仅为世界水平的67%、5.4%和7.5%。与此同时，我国城市住宅的能源消耗比发达国家高3.5倍，且其建设面积正以每年10亿平方米的速度增加(曾德珩，2017)，势必会导致城市煤炭、石油、天然气和钢铁等资源日趋紧张。根据庄贵阳(2005)的研究结果，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铁和铜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达到58%、52%和82%。
其次，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受碳排放急剧上升带来的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海平面变化明显。国家海洋局发布的《2015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指出，自1980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海平面正以每年3毫米的速度上升。这不仅严重加剧了海水的侵蚀和浪潮作用，使得海水的污染程度加重，还致使内河水更难向海中排污，造成更严重的河流污染(高如峰，2012；董锁成等，2010)。例如，上海市排入黄浦江的污水受长江涨潮等因素的影响，很难顺利排入海中，加剧了上海市的水质污染(董锁成等，2010)。与此同时，海平面上升引起的风暴潮、台风和洪涝等自然灾害危害了红树林等生态系统，影响了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更严重的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会导致海洋被酸化、海水的自净能力下降，*终会使得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研究表明，我国近岸海域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已受到严重破坏，珊瑚礁分布面积锐减了80%左右(齐文同，2002)。
再次，城市安全受到威胁。快速城镇化使得我国碳排放量攀升，气候问题引发的台风、洪涝、区域性的高温和强降水等灾害，对我国城市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指出，我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大的国家之一。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显示，气候变暖不仅会对城市群排水和安全运行等产生巨大影响，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进而致使高温热浪对城市居民健康的危害加强。事实上，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近年来台风、区域干旱、洪水等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日益增长(郭少青，2018)。例如，登陆浙江沿海的台风个数从2000年以前的每年平均0.7个增加到了2000年以后的每年1.2个，且其强度也有加强趋势(孙志林等，2014)。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我国诸多沿海城市面临的洪水威胁和低地被淹没等安全风险与日俱增。
在上述资源、环境、安全及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刚性约束下，以高碳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显然对我国和全球的未来都是一场灾难，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上述挑战已然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节能减排工作形成倒逼之势，走低碳发展道路，建设低碳城市，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缓解气候变暖，是我国可持续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三)低碳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为确保实现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三次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2010年7月1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第一批低碳试点范围确定在5个省(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和8个城市(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2012年12月5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第二批低碳试点范围确定在29个省市(海南、北京、上海、石家庄、秦皇岛、晋城、呼伦贝尔、吉林、大兴安岭地区、苏州、淮安、镇江、宁波、温州、池州、南平、景德镇、赣州、青岛、济源、武汉、广州、桂林、广元、遵义、昆明、延安、金昌、乌鲁木齐)；2017年1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第三批低碳试点范围确定在45个城市(区、县)(乌海市、沈阳市、大连市、朝阳市、逊克县、南京市、常州市、嘉兴市、金华市、衢州市、合肥市、淮北市、黄山市、六安市、宣城市、三明市、共青城市、吉安市、抚州市、济南市、烟台市、潍坊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郴州市、中山市、柳州市、三亚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成都市、玉溪市、普洱市思茅区、拉萨市、安康市、兰州市、敦煌市、西宁市、银川市、吴忠市、昌吉市、伊宁市、和田市、第一师阿尔拉市)。至此，我国总共确定了6个低碳试点省区和81个低碳试点城市。
我国低碳城市建设试点已经基本遍布全国各个经济带，为我国全面建设低碳城市打下重要基础。当然这些低碳城市试点的建设是一种探索，没有预设发展模式，积累的经验来自具有不同特征的城市。事实上，我国城市数目众多，其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使得我们要找到一条适合所有城市通行的低碳建设道路显得不太现实，换句话说，不同背景的城市应该选择适合自身特征的低碳建设路径。但这些试点经验是我们选择低碳路径和广泛实践低碳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
在国际上，有很多城市比较早就开始践行低碳城市建设行动，表1-1列出了一些已经开始实践低碳建设的典型国际城市，其经验为推动我国城市的低碳建设也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然而，我国的大多数城市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在发展阶段、城市产业结构、能源消耗结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大，这决定了我国的低碳城市建设不能照搬国外的发展模式。例如，阿联酋对新能源技术的重视度非常高，阿联酋政府投资了220亿美元在建一个零碳的马斯达城，但这个低碳城市的建设消耗的成本是一般城市无法承担的，被称为“只注重技术先进性而不计成本的零碳城市”，这个城市的能源将只采用新能源，将是世界上第一座不使用一滴石油的绿色城市。显然，这种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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