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事件及其对明代士风的影响》：
（二）治民之道——化成礼义之俗
方孝孺基于恢复三代的礼义之俗的目的，提出了自己对如何治民的看法。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重礼义，轻法律，以化成礼义之俗。法律和道德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方式，相辅而成，不能只取其一。要以道德为本，辅之以法律；没有法律的惩戒，只依靠道德调解，就不能尽天下所有的不公平或纠纷，天下不会大治。所以，必须要依靠法律，但又不能只依靠法律，不依靠道德的谴责功能。因为，只依靠法律，善人也会无所容。并且，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必然浅陋而易知，而人情却深诡难测，必然会有不法分子规避法律，来获得不当利益。所以，法律和道德，二者只取其一，都不能达到致治的效果。
如果朝廷只依靠法律，视杀戮为轻刑而轻易地使用严刑峻法，人们就会轻视法律而不将法律当回事；但如果朝廷将笞骂视为大辱，人们就会以被笞骂为最大的笞辱从而远离犯法。三代圣人之治，不使民畏惧法律，而使民畏惧名或畏乎义。所以，古人被加之以不义的名称，会觉得是天大的耻辱，根本用不着刑罚。因此，三代礼仪之俗就是二者结合的最佳典范，达到了法律和道德相结合的最完美的状态。因为，它做到了使民不愿意犯法，而不是使民因畏惧朝廷之势而远离犯法。
明初的法律并非不严，但是，人们却屡屡犯法。这是就重法而轻德，偏废了一端的缘故。朱元璋政府不研究社会风俗，以为在风俗上用功，效果太微小，不如用法效果快。所以施以猛刑，人民就免不了悖德蔑教；官员也免不了怠肆而污僻。
事实上，变色不言比棰挞诟骂更具有威慑力。法律不需要多严厉，只在乎施法者的意向而已。以和对待恒人不一样的方式去对待要处罚的人，这是最大的惩戒，而标准就是是否有德，方式就是给他们贴上不同形式的标签。廉洁的官吏，和没有道义的官吏，被授予不一样的服装作为各自的象征。以仕途的广狭来作为官员的崇卑标准：有罪的，换掉官服和住房，还不改正，则加以刑戮，这样礼义之俗才有可能化成。方孝孺说：“惟本之以德，而辅之以刑，使恩惠常施于君子，刑罚常严于小人。则宽不至于纵，猛不至于苛，而治道成矣。”①
其次，化成礼义之俗的具体方法。教民以礼、义，使民畏礼、义如刑罚，这就是周代之所以盛的原因。以此为标杆，方孝孺提出了化成礼义之俗的具体方法。
第一，教民礼、义。五家设置一个长者，二十五家设置一胥，百家设置一师，五百家设置一正。其事似乎不切也。岁时则读法，春秋则会社搜狩，考其善而记载，纠其恶而示警戒。看似使人民休息的时间少了，其事也似乎太烦，然而周代恰恰以此而治。商代法严，武王周公申之以礼义，人们俯仰于揖让规矩中而不嫌麻烦，所以，能以至仁易至暴。明初和周代之初的社会情况相似，都是久乱思治。所以，可以通过损益周代之法的方式，来化成礼义之俗。其方法和睦族之法的实质是一样的。十户之民为一睦，以学相亲之道；十睦为一保，教化相助之道；十保为雍，以无争相劝勉。雍隶属于县，雍设一长，以有德而文者胜任。保的长为师，以有行而文者胜任。睦之长为正，以忠信笃厚为十家则者胜任。
同睦之人于月之吉时，都到推选出的睦正家中，睦正于屋中正中坐，余立而侍，老者坐侍。其一，选年幼的一个人读古嘉训，睦正解释其大意，并且戒劝之，全睦之人皆作揖而后认真听。令选一人读邦法，睦正立而宣敷，全体都面朝北跪着听。读毕，睦正签所有到场人的姓名于册，列其所为之善恶于册。无恶者记在最上面，善多者次之，善恶均者为中，恶多者为次中，无善者为下。其二，睦正按照众人行为的善恶而有顺序地跟每个人饮酒。恶者不畀酒，不命坐，经过三年的努力改正不为恶的，告于县而复其身。三年依旧无善行的，严加惩罚，异其服，不齿，改正的可以免除惩罚。关于哪些行为属于善行，方孝孺说：“其善之目日孝、日弟、日亲邻、日恤贫、日助同睦、日敏好学。其恶反是。”
睦之上有保，保设有学，以教十睦之秀民。春夏秋冬每季各举行一次会议，仪式如睦制。教学的内容是孝悌忠信之行，端庄和敏之德，治经知理之术。如果“射而中，习礼乐而安，知书数而适用”，经过几个月就可以升于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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