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论
外交官一般都是风度翩翩，机警灵敏的。尤其后一点，在国家间交往时，比个人的长相重要得多。晏子出使楚国，初遭轻视，根源在于容貌，后受垂青，则是因为机敏过人。晏子之后的外交使节，往往容貌与机敏并重，他们不仅对朝廷的政治经济文化极力维护，而且举手投足，无不体现着国家气概和风范。但是像晏子那样问答都充满个性的外交官却越来越少。
魏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南齐武帝萧赜派骁骑将军刘缵率人到北魏朝贡，李安世负责接待他们。这个李安世“美容貌，善举止”，是李祥的儿子、李孝伯的侄子。李孝伯和李祥都在北魏为官，是北魏的名臣，儒界的名士。可见，李安世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人物。
可能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北魏为了接待这个使团下了许多工夫，从府库中拿出金玉珍宝，然后又发了一个通知，让京都的富商穿着华丽的衣服和那些使团成员交易。南齐的使者到了一家金店，问了问价钱，结果目瞪口呆，——价钱便宜得不像话。刘缵说，金玉这么便宜，是从山里采集的吗？我们猜测，可能刘缵心里打鼓了，一分钱一分货，这么便宜，是真货吗？李安世当即说：我皇朝把金玉看成极其平常的东西，因此价格贱如泥土瓦砾。原话是：“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刘缵本来想大买特买，听李安世这么讲，“惭而罢。”
北魏一朝是不是经济好得“金玉大贱”？是不是“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史书上有许多具体数字可供引用，舍繁就简，概而言之，当时许多官吏不仅贪污公帑，而且搜刮老百姓几乎达到残酷的程度，从北魏统一到孝文帝改革前的五十多年时间里，农民起义就有七八十次之多。李安世的“皇上德通神明”等语，究其实只是官员在外交场合惯用的唇枪舌剑之语，睿智而已，切不可视作真情。
不过从此事推断，在社会上，尤其某些场合，辞令的重要程度常常让人无法想象。比如李安世这几句话，除了自夸、吹牛、炫耀，有什么积极作用？自夸者尽管一本正经，一派严肃，到最后老百姓还是穷如故，愚如常。以他的智慧，他不会不知道他空洞的外交辞令毫无作用，可他仍旧说，缘由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希望他那样说，欣赏他那样说。说一句中听的话，比做一件漂亮的事情更能得到赞许。做一件虚假的样板工程，比踏踏实实工作更能获得上峰欢心。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的秋天，蝗灾大起，蝗群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赤地。可京兆尹杨知至，上本奏称，托皇上的恩庇，蝗虫飞到京畿一带，不仅不吃庄稼，而且都抱着荆棘自杀死掉了。这显然是黄口小儿的诳语，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偏偏相信这样的谎言，正儿八经为这个奇迹互相祝贺。外国的一位政客说，谎话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那是在外国，在古老专制的社会，看样子用不着强调那样多的次数。
李安世是不错的一位官员，太和九年（485年），他感于贫富不均，豪强广占田土，百姓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状，上疏建议实行均田制，限制士族多占田产，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此举深为百姓所称道。可见，他并非只会玩弄词汇之辈，而是有求实的一面，并不把实力误认为软实力，把软实力误认为宣传，也没有因宣传工作干得不错就把宣传看得天高地厚，而是在做实事。他在外交场合口若悬河，应对自如，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外国人的挑衅逼迫，二是自然而然对历史遗产的继承。别国人巧舌如簧，挑衅生事的情况并不鲜见，查查战国时代的说客之言，就可以约略了解这一点；说到历史遗产，翻翻史书，也能发现，能言善辩之士的腔调多是如此。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只能说明古人创下的展示史极其深厚。
世界上不具有展示功能的事物，我们实在举不出几件。不论好坏，凡是事物公之于众之后，都具有了展示的功能。不过，自夸、展示等等，总分两个方面，既是事物本身的展示，也展示了与之相关的因素。比如隋炀帝在外人面前展示了他领导的隋朝很富裕，但通过展示各种事物的行为，也展示了隋朝领导人的好大喜功，浮夸自赏。人们臧否人物，评论古今，所据的资料无论是地上的或是地下的，多是当时人物不忌讳的文字，这些资料公布出来以后就具有了展示功能。当然，也有良史甘冒被砍头的危险，按他们所见到所理解的真相撰纂文字，然后藏在密处，等待后人阅读。有朝一日这种文字解密了，除了文字表面叙述的事情有了展示功能，文字后面的事情也具有展示功能。比如解密时的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等等。
因此，我对“展示”的做法，并不反感，觉得它无可厚非。因为不管你是否想借某事展示什么，从根本上讲都是“展示”。也可以说，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展示”意义，诸事本身具有的“展示”功能是不变的。而“展示”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刻意”展示与“自然”展示之间的尺度。
隋炀帝“刻意”展示隋朝富庶的例子，被后人引用了成百成千成万次。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各蕃部落酋长请求到丰都市场进行交易，隋炀帝批准了。他先下令整修装饰店铺，屋檐式样要统一，店内挂设帷帐，店堂中摆满珍稀货物，商人们服饰华丽，连卖菜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胡客凡有经过酒食店的，店主都要邀请其入座，酒足饭饱之后，不要酒饭钱，并诓骗他们说：“中国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胡人都惊叹。很多胡人发现，路上的树木居然用丝绸缠裹，聪明的人就问：“中国也有穷人，衣不蔽体，为什么不把这些丝绸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呢？”做买卖的人非常惭愧，答不出来。
“示强”无错，难的是不明晰如何“示强”。隋炀帝虽然“天资”不错，却是一个“单向思维”者。他只知“示强”，却不知道“示强”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你本想“示”此事之“强”，结果可能“示”了彼事之弱。胡客中的“黠者”不就提出来中国也有穷人么？因此肤浅的“示强”，永远与实力无缘，也与真正的软实力不相干。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以为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展示，就是国家强大的根本，甚至奇妙的以为得到夸赞就是强大的标志，受到责备就是脑后有反骨。于是，“展示”的雪球越滚越大，几乎诸事都想展示。进而发展为做事就为“给人看”，浮躁之气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鸡生蛋蛋又生鸡，周而复始，浮躁就成壮观之气了。
“任务”
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一案，乾隆处理得令人瞠目结舌，实际有他的苦衷。如果寻根问底，他这个皇帝最终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李侍尧犯贪污大罪，原因自然涉及到许多方面。但谁也否认不了的诱因，就是乾隆自己。乾隆皇帝喜欢排场、享受，乐意让大臣进贡。李侍尧贪赃枉法，与他热心为乾隆办贡有相当深的瓜葛。虽然乾隆皇帝知道让大臣进贡可能出现不少违法之事，曾经晓谕各督抚，要洁清自矢，毋专以进献为能。可事实上，他对进贡的大臣颇有好感。乾隆晚年发生的几桩高层贪污案，与进贡都有关系。嘉庆皇帝曾说：“进奉一节，最为吏治之害。”
清朝时，各省总督或巡抚都要在重大节日或年终进献方物给皇帝，一般分为年贡、端阳贡、中秋贡等不同名目。乾隆初政之时，律己比较严格，进贡问题并不严重。从乾隆十六年（1757年）首次南巡及圣母皇太后六旬庆典之后，进贡方物之风渐盛。此风一开，臣仆们为邀宠，对皇帝的秉性、爱好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便投其所好。于是，价值不菲的古玩、玉器、字画，以及外国的奇珍异宝，陆续送到乾隆那里。
后来，督抚们办贡方式也大有发展，由所谓“自行制办”发展到下属帮助“购买物件”，名曰“帮贡”。办贡的盐政、关差、织造们，则令盐商、洋商出资代办，他们自己不掏一分钱。
臣子们每次进献的贡品达数十种，其中一柄“如意”，督抚把一年的廉俸积攒起来也买不起。李侍尧在任上进献的珍品数目，已经很难统计清楚。仅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那一次，还是粤督的李侍尧被乾隆“驳出”的贡品就有数百件，其中包括玉器、宋元古瓷、珐琅等等。所谓“驳出”，其实就是乾隆没有看上眼，退回给李某了。
皇帝热衷于某种任务，必有下属百般迎合。此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时推动进贡高潮的不仅有李侍尧，还有和珅、福康安等人及整个统治集团。
进贡之风不仅戕害了政风，而且毒害了社会空气。办贡、进贡成了贪污腐败的新方式。送给皇帝的礼物从来都是“暗箱操作”的，过程不公开，账目也混乱。督抚、州县官员层层扒皮，到了底层老百姓那里，恐怕要拿出高于贡品千倍万倍的金钱。当然，也不是没有人看出此举之弊，御史钱沣曾建议皇上以后不要接受贡物；御史郑征奏折云：“近如王亶望、国泰、陈辉祖之流，巧滋诈伪，曲遂侵渔，物物指为贡函，时时饱其私囊，求索无厌，贿赂分行，以致属库多亏，无能过问”。可惜，自大复又自负的乾隆哪里能真正听进去？
内心虽然听不进去，但红头文件表述的态度十分明确：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然而，“上谕”归“上谕”，这位被后人称颂的盛世之主从来也没有停止收受贡品。清朝档案说，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征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早几年时，也就是乾隆五十五年，这位皇帝八十大寿时，排场之大，令人惊讶！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全部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进贡更不消细说了，省级三品以上大员都有进献，京师内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两淮盐院以四百万金协办这次庆典。据说庆典共用经费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人们提到慈禧往往说她奢侈，其实还不是和老皇帝学的，只是她有点生不逢时，正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月，倘在盛世，她那点事也就不一定有人说。世人云，弱国无外交。若将此话演荡开来，也可以说，弱世无是处，盛世无错误。扯得太远了，还是说慈禧的奢侈。老皇帝的行为，对新皇帝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都有前代的影子。
进献之风，在这样的环境下哪里会停止呢？停止不住，必然上行下效，官官如此，层层如此，结果官员就会以进贡为由大肆贪污。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清单上的“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等物，就是李侍尧进贡物件，只因乾隆所收贡品中等级有比这些高的而被“驳出”。
有人或许说，乾隆奢靡，喜欢排场，大臣对进献之风态度懈怠或嗤之以鼻不就行了嘛。其实这是一些喜讲空话者常说的话。在专制社会，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可以当多大的官，皇帝一人说了算，想求得皇帝宠眄的臣子，哪里可以收住进贡的脚步？乾隆大搞文字狱是为了皇权，现在大兴进献之风，同样也是出于皇权。治理国家的措施不论好还是坏，哪个臣子敢不执行？《诗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种体制之下，皇权安排任何任务，臣民都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结果自然就是，乾隆个人的奢靡，导致进献之风大盛，进贡又以各种形式刺激官吏贪污婪索，统治阶层本来已经十分脆弱的道德防线，时时处于崩溃的边缘。到了清朝晚期，社会百病丛生，“无官不贪”已不是猜测，大清最后在历史视野中消隐了。
皇帝的某种失当措施，不见得会直接引起社会覆灭，甚至不会直接引发溃烂，但会成为一种“药引”，引出一个个弊病。过去商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而箕子见了恐怖得发抖，原因就在于使用象牙筷子必然带来无休止的奢靡。皇帝为一时痛快，可以轻易宣布某事为任务，殊不知下属为完成这项任务，可能弄虚作假，可能行贿索贿，可能强烈搜刮底层。这些，仅靠一纸禁令是无法避免的。从来臣子为完成皇帝布置的任务不遗余力乃至丧尽天良，对同样来自皇帝的附属命令则有所变更，有所忽视。为何如此，可能还是任务于升迁关系重大吧。
展开
恩柱是个极有才华的人，他的读史，比别人多一份沉静；论史，多一些人生体味。而今他已作古，读其文如见其人，还是记忆中那年意气风发的影像。 ——著名杂文家 鄢烈山
遍读李恩柱的杂文，便会发现他的文字是有“主旨”的。他清楚自己在写什么，也清楚自己为何而写。我觉得，他在读书行文时，总是怀有一介读书人常有的入世情怀。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古代知识分子的身影，可以看到传统文人“忧国忧民”的等等余绪。 ——《杂文月刊》执行总编 吴营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