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兰，1945年8月生，辽宁省海城市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任教，1999年晋升教授。主要从事越南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越语分会副会长。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7）、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2008），发表《越南<李一陈诗文>与佛教文化》、《中越近文化的诗学比较》等学术论文多篇，合作编写《越南现代小说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参加《东方民间文学概论》（越南民间文学）（昆仑出版社，2006）的编撰，编著《越译汉翻译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翻译越南理论著作《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等。

　　《金云翘传》是越南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是越南大诗人阮攸（1765-1820）以中国明末清初青心才人的章回小说《金云翘传》为蓝本，成功地运用极富越南民族风格的“六八”体诗之样式，生动地演绎了一桩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作品自19世纪初面世至今，随着被译成多国文字而逐渐走向世界。基于对诗人阮攸的敬佩之情和对《金云翘传》的浓厚兴趣，笔者对全诗（3254句）进行了逐句认真的解读、查阅，考证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并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对诗作产生的文化背景及语言特色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希望该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中国的文学爱好者得以欣赏这部将高雅与通俗有机地融为一体的越南文学名著，也能为中越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依据和资料。

　　类似的情况在《翘传》中还有不少。这正是构成阮攸的《翘传》雅俗并存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反复斟酌，使译文既能忠实地表达原诗的内容、文化涵义，又易于为译文的读者理解和接受。这也是《翘传》中译过程中最难处理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2.《翘传》中译诗体样式的择定
　　《翘传》中译采用什么样的诗体？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笔者为此颇费琢磨。关于译诗的表现形式问题，历来各家有不同的主张。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把外国诗译成“中国诗”，就是要按照“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进行翻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译诗应连同原诗的形式一起移植过来，使它尽可能接近原作。1然而，在《翘传》中译的实际操作上，这两种做法似乎都很难行得通。因为：
　　第一，《翘传》是一篇长达三千多句的叙事诗。如果要把这样一部长篇叙事诗歌用“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来表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的“中国固有的诗歌形式”都是受一定的音韵和平仄规律限制的。即使避开要求严格的近体诗而采用要求比较宽松的“古风”或“乐府”形式，也很难将三千多行诗从头到尾用“五言”或“七言”一译到底，一气呵成。出自白居易笔下著名的《长恨歌》、《琵琶行》也不过百十句而已。而如果勉为其难地生搬硬“译”，则译文恐怕难免流于俚俗，甚至变成艺术审美大打折扣的顺口溜。
　　第二，《翘传》原作采用的是富于越南民族特色的“六八体”诗的形式。这种诗体源于越南民间歌谣，是一种以六字句和八字句相间的诗歌样式。虽然它也有一定的平仄韵律规则，但并不像律诗那样在句数、声韵、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这种“六八体”诗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押韵规则上，除了有脚韵，还有腰韵，它不受句数限制，可根据作者的意愿和需要进行换韵，想长则长，想短则短，并且很容易操作，非常适合越南语声调丰富（6个声调）、富于音乐美的特点，易于为群众接受，深受越南人民的喜爱。而这些条件和特点是中国诗歌所不具备的。曾有越南学者用这种富于越南特色的“六八体”诗样式来进行《翘传》中译，可想而知，效果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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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阮攸和他的《金云翘传》
金云翘传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阮攸故里行漫记
重译《金云翘传》的动因及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金云翘传》中文翻译刍议
对《金云翘传》和《征妇吟曲》的文化诗学解析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