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生涯念小学时，我的一年级老师就像几百个小学生的母亲一样。她教我的时候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她也教过我几个哥哥，也教过我的姐姐。我们村里有好几家人的父母辈在她那儿上过一年级，儿女辈也在她那儿上过一年级。在我最早的记忆中，认字的过程跟这位性格和蔼的老师完全分不开。但是命运很巧妙地为我设计了一个180度转弯的体验，因为我的二年级的老师脾气不好，并且跟我特别过不去。我是一个喜欢遐想或呆想的孩子，经常沉浸于自己的内心；母亲因为我讲话的深沉口气给了我一个外号——“法官”，但是二年级的老师最反感我那种经常发呆、答非所问的性格，常常叫男校长来执行肢体惩罚。我虽然不打架，不欺负女同学，但我是班上挨木拍最多的学生（我一直记在心里，每一次惩罚要打二或三下，我那年总共挨了48拍）。后来我升了年级，没有再见到那位二年级的老师，但从家人那里听说她因脾气不好而被迫提早退休。回想起来我觉得有趣：因为这两位老师，我的启蒙时期有俨然分明的光明、阴暗两面！我们家有一个尘封的书架，上面摆了一些属于父母年轻时代的书，但是我很少去碰书架上的书，因为到我童年时，母亲已经害了严重的忧郁症。我的母亲没有引导我去拿书架上的任何一本书，也没有跟我讲书架上任何一本书的内容，而我好像一直在等待她这方面的引导与首肯。因此我初步看的书不是家里的书，而是从老师发的图书订单上添购来的。回想起来觉得可惜：所看的第一批故事书没有跟母亲共享，而是用父亲给我的零用钱买来自己读的，是商品，而不是家里的藏书，因此在心中留下了与历史没有接上线的遗憾。
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迷上一套儿童百科书，休息时间有时坐在戏场的篱笆边看书，有时积极地参加游戏，当时觉得这两件事一样好玩，我对两者不加以分别。到了六年级，我开始喜欢一些需要咀嚼的书。我迷上马克·吐温，还有麦尔维尔的早期小说，还有通俗的历史小说。七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搬走了，我和爸爸一起过起光棍儿的目子，而爸爸是一个工作狂，因此我晚上、周末经常要一个人打发时间。我看了梭罗的《湖滨散记》和麦尔维尔的《白鲸》。麦尔维尔非常合我的胃口，因为他对人性和道德的探讨完全融入到生存搏斗的叙述中。我们村里的学校不大，一个年级的人数仅90人左右。我的同学中几乎没有别人在看《白鲸》那一类的书。我看得入迷，在休息时间经常在操场的墙边坐在阳光下看书。
小学时没有人会讥笑我看书的习惯，但到初中就不一样，可能是因为我读得更入迷，变得更孤僻，没有拉拢一群可以互相保护的朋友。我那些伙伴是一批可共欢乐不可共患难的棋友，我们算是高中的准知识分子。
我们读了几本莎士比亚戏剧，喜欢讲话中加入一些古怪的旧词汇，而我是提供这种词汇最多的人，因为我喜欢看关于中古骑士的故事书。我的那些棋友都参加乐队或合唱团，只有我没有学音乐，但我读《白鲸》时，那种长篇的抒情散文在我的脑海中却能撩拨起一种类似于交响乐的效果，是我自己“楠塔基特式的飙雪橇”。麦尔维尔对人性的沉思像海面上彤云密布的远景，像一幅哥特式的舞台布景画，而前景里所演出的情节又充满冒险色彩，又充满发现的惊叹，但他的故事在骨子里是一个大悲剧。
到七年级我在操场旁边看书的习惯不知为什么引起了一群恶少对我的衔恨，他们好几次在操场上或回家的路上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我从来没有跟爸爸讲，因为不想让他感到焦虑。其实挨打的事让我变得更坚定：他们那种封闭狭隘的心态对我来说比拳脚更可怕，如果老活在怨气和暴力的阴影下，我担心自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可能因为读了几本追问人生价值的书，那几次挨打的事件在我心中主要形成了一种道德挑战。奇怪的是，我们家里一直放着一把猎枪，是我二哥留下来的，我周末偶尔会拿猎枪到附近无人的采石坑练射击，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拿枪去“收拾”那些恶少。我那时根本没有想起那把放在阁楼里的枪！只有后来，看了关于精神失常的美国少年到学校里扫射的报道，我才想起来：“还好当时我的脑子没有长歪，要不然我会想起阁楼里放着一把猎枪！”我高中时又读了一遍麦尔维尔的小说，也开始读一些科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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