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学者对于“真”，较之“美”更为重视：
“的确，这是我们整个的时代除了极少的例外，大家对于‘真’的观念，宛如什么具体的、普遍的、永久的东西；而对于‘美’的观念，只是个人的、渺茫的、暗昧的、变易无定的事物。自文艺复兴以来，‘真’的本能在人类社会中发展到把智慧的力量都吸住了。人们不息的发明证实、剖明、创立的新方法。这些方法到末了成为如是的确切，以至予人以绝对的印象。”
所以，一种文学的研究价值，须视它能否获得某种切实的结果或某项事实而定。可是，相信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能够获得某项事实，必须要认定这过去是死的、固定的、凝结的、完全可以理解的才行。
然而我们不能把过去认作还是半生存的么？我们对于过去，能不能以机械式的眼光去瞩视，而在一瞥之中可以吸收到一种现象？生命，生人的生命，并非在生人的眼睛与对象之间，放人不断的变易的色彩玻璃，使人们称为“他们的过去”的风景与装饰时时变换吗？过去自有它的生命，其一部分正是我们的生命的反映。
那么，过去是否那样的可接近？对于我们的智慧，又是否那样的可理解？说过去是我们的一种食粮，——我们吞咽它以重新创造我们的生命的食粮，岂非更为切当？
过去，不但是不能把它当作凝固的材料来研究，而且在文学的园地中，一切属于人的，一切有人性的，一切关于意见、品性、印象或感觉之类的东西，都不能以数字来估量。
而且，所谓事实，也是从错综的现实中主观的割裂下来的片段，这种割裂的片段已经成为一种假设了。
“……我觉得科学的文学史的最大的缺陷之一，是不知道假设的用途而要想法避免它。”
这里，裴尔那·法伊氏接触到极精微的部分而明白地攻击莫尔南氏对于“真”的探讨了。莫尔南氏只欲减少错误，故他限制对象，以便更能抓住它的本体。他仔细的剪裁对象，使他的分析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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