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典
八月的头一天，天气如此炎热 —对这个时节来说真有点太热了。这座小城市正在举行建市六百周年庆祝会，到处弥漫着烤杏仁和棉花糖的味道，人们的头发上都黏着烤肥肉的油烟。广场上搭建了许多摊位，架设了一座旋转木马，还有碰碰车、气枪打靶等游戏。年长一些的人会说这是“恺撒天”或“三伏天”，人们会穿着浅色的裤子，敞开衬衣。
那都是些体面的人：保险代理人、汽车经销商和小业主。他们心里没有什么秘密，大多已成家，育有孩子，照章纳税，按时还贷，晚上通常看电视新闻。他们都是规规矩矩的人，谁也没想到之后会发生那样的事。
他们组建了一支铜管乐队，演奏水平普普通通，不过是为葡萄酒皇后选美、狩猎俱乐部和消防队之类演奏，只有一次，乐队在联邦总统官邸的花园里亮相，演出结束后，还有冰啤酒和小香肠提供。演出的照片就挂在乐队办公室的墙上，虽然上面看不见总统本人，但有人把相关的媒体报道贴在旁边，以示证明。
他们戴着假发和假胡子坐在舞台上。夫人们用白色粉底和胭脂为他们化了妆。今天应该庄重一些，“为了城市的荣誉”，市长这样说。但他们看上去并不庄重，一个个坐在黑色幕布前汗流浃背、醉意醺醺。被汗水浸湿的衬衣贴在身上，散发着酒气和汗味。脚下已摆满了空酒瓶，他们却依旧不停地演奏，就算吹走了调也无所谓，因为观众也都喝醉了。每演奏完一曲，人们都会报以掌声，用鲜啤酒祝贺。中间休息时电台主持人就会用唱片播放音乐，人们不顾炎热，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弄得舞台前那用木板搭建的舞池尘土飞扬。乐队队员趁机到幕布后面继续喝酒。
那个女孩今年刚十七岁，平时如果在朋友家过夜都是要提前告诉父母的。还有一年就要高中毕业了，之后要去柏林或慕尼黑上大学，攻读医学，这是女孩期待的将来。她长得很漂亮，清秀的脸庞，蓝色的眼睛，让大家忍不住多看上几眼。她给大家上酒时总是带着爽朗的笑，因而得到了算得上丰厚的小费。她想利用假期与同学一起环游欧洲。
天气太热，她只穿了白色 T恤衫和牛仔裤，戴着一副太阳镜，用绿头绳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一个乐队成员走到幕布前向她招招手，并指了指手中的酒杯。她穿过舞池，迈上四级台阶走到舞台上。摆满啤酒杯的托盘对她那双细嫩的手来说太沉了，她费了老大劲才保持它的平衡。她觉得那个人戴着假发、抹白了脸，看上去很滑稽。
她后来想起来，当时那男人朝她微笑，白色的脸盘反衬出发黄的牙齿。那个男人把幕布掀开，让她把啤酒送到那些围坐着两张啤酒桌、渴得要命的男人面前。有那么一瞬间，在阳光照耀下她的白色 T恤衫显得格外抢眼，她的男友也很喜欢她穿这件衣服。突然，她脚底一滑，摔了个四脚朝天，虽然没摔痛，却洒了一身啤酒， T恤衫一下子变透明了。她没有穿文胸，觉得很尴尬，于是大声笑了起来，然后发现所有男人都呆若木鸡地盯着她。随后，一个男人向她伸出了“魔爪”，然后一切就这么发生了。幕布被拉上，喇叭里在放一首迈克尔 ·杰克逊的歌，声音震耳，舞池里的节拍与这些男人的节奏同步，事后没有人能清楚地解释发生的一切。
警察来得太晚了。他们当时都不相信那个用电话亭电话报警的男人，他说自己是铜管乐队的成员，但没有透露名字。接电话的警察告诉了同事，大家都觉得这是恶作剧，只有资历最浅的那个觉得应该去看一下，于是他穿过大街来到典礼广场。
舞台底下又暗又潮。她躺在泥泞的地上，浑身是精液、尿液和血液。她无法说话，身体也不能动弹。两根肋骨、左臂和鼻梁骨折，背部和手臂被啤酒瓶和啤酒杯的碎片划破。那些男人发泄完后，掀开舞台台面的一块木板，把她扔了下去，还朝她撒尿。之后他们又回到舞台前，当警察把女孩从泥泞里拖出来时，他们正在吹奏波尔卡舞曲。
“辩护就是一场战斗，为委托人的权益而战”，是《刑事辩护律师手册》里的一句话。那本红色塑料封皮的小册子，我总是随身携带，那时我刚刚通过第二轮考试，取得律师资格没几周。我相信那句话，并认为自己完全理解它的含义。
我的一位校友来电话，说那场辩护还需要两名律师，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欣然接受，那可是个一等一的大案子，被各家报纸争相报道。我觉得它将成为我新生活的起点。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告无须证明自己无罪，也无须开口辩护，举证是起诉方的责任。因而我们的策略是：所有人保持沉默，其他什么也不做。
DNA检测报告一直没有送达法庭。警方在医院收集了女孩的衣物作为证物，塞进一只蓝色塑料袋，放在警车的后备箱，送交法医检验。警察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妥。可是塑料袋在烈日暴晒下的车厢内放几个小时，会导致里面多种细菌滋生，带有 DNA的痕迹也会随之改变，无法提供准确线索。
医生拯救了女孩的生命，却破坏了所有的证据。她躺在手术台上，阴道、肛门和身上嫌疑人留下的痕迹都被洗干净了。当时人们只想赶紧救人，没顾得上别的。过了很久，城里的警察和法医才赶来收集手术时被弃的物证，最后不得不放弃。凌晨三点，他们坐在医院
餐厅的浅灰色餐桌前，喝着冷却的过滤咖啡，一个个累得够戗，却什么线索也没找到，直到一个护士说，他们应该回家去了。
女孩无法指认谁是嫌疑人，她辨认不出那些男人，在浓妆和假发的遮盖下，他们看上去都一样。对质过程中，她本不想看到他们，可好不容易说服自己转身去看时，却一个也无法确认。谁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人报了警，但这人肯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每个细节都必须相符，才可确认报警人的身份。八个人被控有罪，可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无辜的。
我的当事人很瘦，脸庞棱角分明，戴一副金丝眼镜，下巴突出。那时监狱的会客室还允许抽烟，我去探监时他抽了无数根烟。他说话时嘴角上总是起唾沫，要不停地用手帕擦。我第一次去探访时，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十天。当时的状况我和他都是头一遭遇到，我首先详细讲解了他的权利，以及律师与他之间的关系。由于心里没底，我完全按教科书照本宣科。而他与我谈的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他的工作，最后也讲到了那场庆典。他说那天异常炎热，自己肯定喝了很多酒。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总之他所说的一切，都可归为一句话 —那天真的很热很热。我始终没问他是否参与了那事，我也不想知道。
被告的律师们入住城市广场旁的宾馆，一起在宾馆餐厅讨论卷宗，里面有女孩被蹂躏后的身体以及受伤浮肿的面部照片，我都见所未见。女孩的陈述模糊不清，无法让人得出清晰的画面。卷宗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愤怒，警察的、公诉人的和医生的愤怒。可这一点儿用也没有。
午夜时分，我房间的电话铃响了。我能听见对方的呼吸声，他没有说话，但肯定不是打错了电话。我仔细地听着，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挂断了电话。
地方法院跟宾馆一样坐落在广场旁，那是一座古典式楼房，门前有几级台阶，彰显法制国家的伟大。这座城市因葡萄酒酿造业闻名于世，商人和葡萄庄园主世代生活于此。它是一座宜居的幸福城市，躲过了历次战争的破坏，到处都闪耀着庄严与正义的光芒。不知是谁在法庭的窗台上摆了一盆天竺葵。
法官让我们依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我穿了律师法袍，因为当时根本不知道参加这类约谈是不用这么穿的。庭前审查时，我喋喋不休，因为作为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认为多说总比沉默强。法官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当事人。我觉得，他根本就没听我在说什么。但是在法官和被告之间存在着一种比诉讼法律更古老的法则，一种与现行法律诉讼完全无关的审判。当我结束陈述之后，法官又问了一遍我的当事人，是否坚持保持沉默。他提问的声音很小，不带任何倾向性，一边说一边把老花眼镜合上。法官虽然明知回答会是什么，却照例提出这个问题。庭前审查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明白，程序马上就要结束了，至于被告是否有罪则是另外一码事。
然后我们都到走廊去等待庭前审查法官的判决。我们只不过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而我和我的朋友是其中资历最浅的，还专门为这次庭前审查买了一身西服。和所有律师一样，大家都说笑着化解尴尬，不让别人抓住什么把柄，而我此时也是其中的一员。在走廊的另一头，一位肥胖的法警倚着墙，显得很疲惫，流露出一副蔑视我们的神情。
当天下午法官撤销了逮捕令，原因是证据不足。被告都保持了沉默。判决书虽然只有短短两句话，法官还是一字一句地念完，现场一片寂静。辩护取得了完胜，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该起身。当书记员把判决书递过来，大家才走出会议室。法官不可能作出其他判决。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油布和卷宗的味道。
那些男人被释放了，从法院的后门离开，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身边，回归他们的生活。他们继续照章纳税，按时还贷，送孩子上学，没有谁再提起那件事，只是铜管乐队被解散了。此案始终没有开庭审判。
女孩的父亲站在法院楼前的台阶上。我们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理睬他。他面容慈祥，哭红的双眼盯着我们。对面的市政大厅楼前还挂着庆典的海报。年长一点的律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阳光下，记者手中闪光的话筒就像一条鱼。那位父亲已经坐在他们身后的台阶上，双手紧抱着自己的头。
这场庭前审查结束后，我与校友一起前往火车站。我们俩理应聊聊胜诉的快感，或者铁轨旁的莱茵河，或者其他什么。但坐在掉色的木板凳上，我们一言不发。我们心里明白，自己已然做了丧失良知的事，然而这已无足轻重。坐在火车里，身着崭新的西服，手拿几乎没用过的公文包，我们俩一路无言，也不看彼此，暗自想着那个女孩和那些体面的男人。我们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下车时我们知道，世事再也不会那么单纯了。
……
展开
——吴念真
冯·席拉赫的文字晓畅简洁，对主题的把握精准到位，好像老练的作家。他是一流的叙述者，因为他相信人、相信人的命运。
——《明镜周刊》
这些故事，让人恍惚觉得出自菲茨杰拉德或卡波特之笔。文字风格简洁明晰，字字珠玑，别有一种诗意，在读者脑海呈现惊心动魄的电影。
——《周日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