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道：艺术存在的生存论根基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高的哲学范畴，“道”是传统中国一切学术思想之圭臬，自然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尤其是诗学理论的核心范畴。关于中国诗学元范畴的讨论很多，但“道”作为最为重要的元范畴之一，应该是有共识的。如党圣元就把“道”作为中国文论体系的元范畴或逻辑起点提出来①，汪涌豪先生也把“道”确立为古代文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元之一②。
“形而上者谓之道”，作家或批评家把对文学的根本性体认冠以“道”之名，是中国文论的传统。尤其自刘勰《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论说文学以来，把文（诗）与道结合起来界说诗文之本质（或本源），已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的最为重要的标识。中唐以后，“原道”、“明道”、“贯道”、“载道”，甚至“害道”之说，更成为古文家、诗人、思想家的理论自觉。这意味着存中国古典诗学中，诗文从来不是单纯作为文字游戏或消遣娱乐、调节情绪的对象而存在的，它与“道”的终极化追求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联。
苏轼平生素以“学道人”（《与孙志同三首》）自谓，声称自己“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上文潞公书》）。“与道俱融”（《探日月华赞》）可以说是他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道”是苏轼生存的终极意义所在，也是其衡量诗文价值的终极尺度。《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有云，“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答陈师仲主簿书》称赞陈师仲“诗文皆奇丽，所寄不齐，而皆归合于大道”。可见，书画诗文源出于“道（德）”，而又“归合于大道”正是苏轼给予诗文的价值定位。秦观曾就“苏氏之道”作过很精当的概括：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
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
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秦观《答傅彬老简》）苏轼之“道”，首在性命自得，器识为次，而议论文章为末。仅就诗文本身来称赞其诗文，看似尊苏，而究其实是“卑苏”。追本溯源，“道”在苏轼诗学思想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
“道”，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含义极其复杂。它可以作为最高或最终的理论概括，可以作为事物存在的最后依据，或者作为自然万物化生之规律，作为人生求取之道路，甚至作为人生最终的价值目标。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层面去理解“道”，似乎都有不同的意义。
正是对“道”不同意义的把握，研究者在对待苏轼所论“道”的涵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学者认为，苏轼不重“道”。如郭绍虞先生说：“三苏论文，本不重在道。”①敏泽先生认为，“苏轼从来很少把‘文’与‘道’联系起来命题，倡导‘文以贯道’之说”②。更早一些时候，罗根泽先生也认为苏轼“他没有说以道为文”⑧。重文轻道或“离经叛道”④成了苏轼文艺观念取得创新与突破的主要特点之一。台湾学者李贞慧认为，“由重‘道’而尚‘意’，其实正是i苏，尤其是苏轼为宋代古文拓开新宇，而为北宋中期以后古文转变、分化的一个重要关键之处”，“以‘意’取代‘道’，成为其（指苏轼）文学最主要的思想纲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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