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鹰（1904--1966），安徽怀宁人。字伯鹰，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別署孤云。早年从吴闿生学习经史文词。民国间私淑著名学者章士钊。建国后任教同济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鉴定名家谢稚柳共事。因得陈毅赏擢，在上海市政府任参事，与学者书家沈尹默等共同筹创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后潜心考据、义理之学，研究古代哲学、佛学、文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潘伯鹰文存之一——小沧桑记》收集了潘伯鹰先生游于艺文所交往的人物，多为当时俊彦，以文人墨客，书画家为最，包括谢稚柳、沈尹默、吴子深、乔大壮、江庸、章士钊、马君武、谢无量等，以及他与这些艺术家、文人之间交往的逸闻趣事。四十多篇随笔，或以艺叙事，或以文道人，篇幅不大，却颇为生动。《潘伯鹰手写章行严诗翰》一文有云“所谓作别后相思之资，竟成为小桑沧。”以潘先生的知世论人，虽属当时所记，作为文化传承的“相思之资”，实在也是可以欣然的。

　　潘伯鹰手写章行严诗翰
　　日本有种棉纸，宽不及尺，长可数丈，裹成一卷，俗名“日本卷纸”。制法古老，在中国久已失传，日本却依旧守着。往时东北和北京流行甚广，售价低廉，最宜染翰。章行严先生案头堆积不少，大概作诗稿或信笺之用，近来市上可甚少了。潘伯鹰先生有幅手翰，即用此纸所写，前临黄山谷、蔡君谟两家法书各一段，跋己丑暮春，北平御河桥逆旅，夜窗临此，笔致软弱，无前辈高韵，良可慨也。御河桥逆旅，当系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正是行老诸人二度来京，进行“和谈”之时。
　　又写章行老诗：题为“次韵伯鹰见赠，时归自北平，未久值吾六十九初度，又时宰相要，适有辞官之举，故辞旨云尔”。诗日：“口舌由来世所轻，却容齐虏说西京，相依不废云龙逐，一往真看山泽平；尼父当年心矩在，郑公诏我礼堂成，汉家绵莼吾何事，牵率应同鲁两生。”绵蕴用叔孙通故事，当系携和平八条件回沪后作，行老今年七十，六九初度在一九四九年（己丑），此诗颇有历史性，外间未曾见过。
　　幅右又写：“君武道兄偶来客馆，猥赏此幅，即奉鉴教，兼为别后相思之资。伯鹰记。”伯鹰的字略与行老相似，惟帖的成分多，汉分魏碑的气味少。这个君武，并非作“胡蝶翩翩最当行”的马君武，原是在北京艺专教书的杨秀先，字小华，别署君武，工倚声，是个旧词人。
　　去秋旧摊上，出现一张溥心畲旧藏八大山人所绘独目鸟（心畲、大干各有临本），他携着到处求人鉴定，结果是张伪作，轰得大家都知道，便难出手，文人呆头呆头的举动，真够失笑。月前，授课之余，偶感不适，第二天便故去，身后萧条，遗物四散，有傅增湘、瞿宣颖、黄孝纾、郭则法、邵章诸人扇面，多投赠之作，写作俱工，只卖五千元一页，而伯鹰所赠这幅诗翰，亦杂列于内，论时不过年余，所谓兼作别后相思之资，竞成为小桑沧，伯鹰闻知，傥亦伤感吧？北京城外的崇效寺，是一个著名的古寺。当清帝入关，明朝洪承畴部下有一员武将，在松山、杏山一战后，拒不投降，便在这寺内削发为僧，取名智朴。这个身历沧桑的老和尚留下一幅画，名为“青松红杏图”。这张图传下来，从清初起到现在历经名人大老题跋，裱成卷子，成为“镇寺之宝”。崇效寺因此而大大出名。
　　但使它更出名的却是寺内的牡丹。这些牡丹品种既多，中问有许多稀见的珍品。每当花发时，游人如蚁。庙里和尚因此很有进益，更对牡丹加意培养。所以崇效寺的牡丹，还多是明朝的老根。
　　不过，崇效寺毕竟离市中心远了。加以当年的民生凋悴，游人几乎绝迹。和尚也就对牡丹不大培护了。几百年的奇种，死的死，瘦的瘦。这著名的“富贵花”逐渐名不副实了。
　　最近叶玉虎先生（恭绰）向北京市府提起这事。他建议将这些存在的老根牡丹移进城来，栽在社稷坛的中山公园里。专划一区，标明为“崇效寺移植牡丹”。因为这样，利便于广大群众的观赏，不仅保存了古本而已。这一建议，立刻得到市政府的同意，很安全地将古代的牡丹从冷僻郊区移到人民游赏中心的公园中来了。
　　中山公园原来也有许多牡丹圃，就是仿照“南海子”和崇效寺而继起的。历年护惜增多，已经超过了崇效寺。
　　并且更有许多芍药圃，使得牡丹方谢，芍药便接着盛开。
　　北京人的春光便极尽风流旖丽。
　　古老的崇效寺牡丹移栽到中山公园的共有三十几株，足可成为一大丛，北方的气候比南方迟些，大约四月底方是牡丹最盛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得到，今年的北京春季在中山公园的牡丹必然一片明霞，万花齐放。从公园大门起一抬眼便看见姚黄魏紫，芳菲照耀，向右到今雨轩，向左到唐花坞，使人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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