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6月1日《人民日报》上已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父亲被划为大右派，当然是在必被“扫荡”之列。当时我心中感到无比地恐慌和忧愁。在这种心境下，我与父亲告辞。我紧紧地握着他瘦削的双手，说：“爸爸，您多保重吧！”不料这竟是我们父子诀别的时刻！之后由于“文革”运动的猛烈展开，我没有再回去看望他。到了7月间，我亦自身难保，被作为“埋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定时炸弹”给揪了出来！ 父亲“失踪”，是在1966年9月上旬，那已是8月 31日（与作家老舍先生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的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经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走了出去…… 到了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 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 到了9月20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 10月1曰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储望德协助。我们三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城、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夏天，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 ，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
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寻获他的照片，这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验我是否和父亲划清界限。
1966年秋，“寻找”父亲的下落毫无结果，到了两年之后的1968年夏，又一次来“调查”他的下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种 “调查”，我完全没有了信心。
实质上，这是一个“生死之谜”，如果“活”着，为什么两年来没有任何音信？如果已“死”，死亡的时间、地点、方式又如何得以确证？ 早在20世fi260年代初，有一次父亲与我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完午饭走出来的路上，便说他经常有“想去自杀”的想法。我看得出来，自从1957年“反右”以后，虽然写过“检查”，虽经“被改造”，但他在本质上，并不以为自己有“错”，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平反”。
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犟”的个人性格，更因为他身上具有一些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又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况且活得又十分痛苦。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放羊、种菜，后来还做过什么培植蘑菇的工作。
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和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已在繁殖的菌菇，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味，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我说：“屋子这么冷，你怎么能睡？”父亲说：“蘑菇繁殖，温度不能太高。”我看到父亲在这种地方生活、劳动，心中感到非常难过。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情，反倒安慰我。我们两人之间当时沮丧的心情，比这间屋子更令人窒息郁闷。
我在想：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早年留学英国，为了自己热爱的祖国而返回国家，追求民主与进步。1957年，为了邀请民主人士帮助“整风”，经几次三番动员，统战部的处长更是亲自打电话，请我父亲“去开会”、“去发言”。他便写了发言稿，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于是便招来了杀身大祸和殃及后代的终生痛苦，便落得被放逐到这步田地，遭受到如此巨大的凌辱与苦难。
徐铸成文中写及我父亲“由天津踯躅到塘沽，蹈海而死”。对此，我本人曾听说是在1966年9月初，他被关押在九三学社院角厨房边上一间小屋时，曾与被关押在同屋的另一个难友交谈，谈话中说起“塘沽距离天津有多远”之类的话题。父亲“失踪”后，徐铸成交代以上二人谈话内容，父亲遂被置疑有无可能孑然一身地到天津塘沽去“蹈海”或“偷渡”。
在“文革”初期，父亲“失踪”后的好几年当中，关于他行踪的各种消息，我是时有所闻，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则是“煞有介事”。例如说父亲“目前正在山西省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说父亲“已被中宣部监护起来了”。虽然这些消息十分虚幻，但当时我相信它们都是真的，相信父亲尚在人世。至于我自己在无数次梦中见到他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之后枕边的泪痕和一次又一次的幻灭。
到了1982年6月11日那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待向送别的朋友们告别之时，正坐进汽车准备前往机场，忽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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