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下太平》中，吴组缃以严谨而耐心的叙事，描述了王小福一家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贫苦的深处的。王小福一家不可谓不勤劳，然而他们在生存困境中的勤劳和挣扎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有看不见的经济力量时时压迫着他们。王小福在一家资本雄厚的老店里做了二十多年的店伙，已经升做“朝奉”，他的母亲纺纱织布，然而母子的劳苦“并不能阻挡地方上和自己家里的没落”。因为村里镇上早已盛行着既漂亮又便宜的竹布和花洋布，王小福母亲的工作便不能维持下去了；而随着镇上生意越来越萧条，王小福所在的老店终于被封掉，王小福不得不因此而失业。此后王小福几乎使尽了浑身解数，但现实却不断地对他“雪上加霜”。在贫苦交加中，王小福竟然偷了邻居的半罐子米。最终不管如何挣扎，王小福都不得不迅速走向末路。吕赫若的《牛车》虽然写的是台湾的情况，但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在内在脉络上与《天下太平》倒有几分相似。小说主人公杨添丁，依靠祖传，以牛车搬运货物谋生，然而日本殖民者为乡村带来了新的交通方式，汽车抢了牛车的生意，还颁行法令，限制牛车只能靠边走，而把道路让给脚踏车、汽车行驶。杨添丁的生存每况愈下，他并不清楚“资本”的运作路径，但却直觉地感到“日本东西实在是可怕”，“街上商人是寡情的”。在这种状况下，杨添丁只能被动地与生活的困境相抗争，他“不得不顽强地和某种视而不见的压迫搏战下去”，然而却只能如《天下太平》中的王小福那样一步步走向黑暗的深渊。最后他劝说妻子出卖肉体；自己被逼去偷鹅，可第一次偷鹅就被抓进大牢。“视而不见的压迫”，正是表明了“资本”无形压榨农村这一经济事实。吴组缃、吕赫若都是以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社会剖析视角对“资本”的隐性压迫进行了观照。
相比起来，大陆乡土作家，像茅盾、吴组缃等人，比起台湾乡土作家，如吕赫若，在对资本剖析时，更具有社会科学的色彩，因此也就更显理性。这大概与作家们对左翼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接受程度不同有关。像茅盾，原本就具有非常深厚的理论修养，而《子夜》引起争议的关键点，大概也就在于理论在小说创作中的合法性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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