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们只是为数甚少的先驱者，危险地坚守在中国大陆的边缘地带——他们是一些诚挚、孤独，常常担惊受怕的男男女女，从事着一项几乎完全徒劳无功的事业。他们生活在西方商人之中，却又与之格格不人，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建立贸易关系，而是拯救灵魂。
数代之后，中国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垂青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规模更庞大、更雄心勃勃的传教计划的目的地。在中国传教依然艰难，而且大多最终不了了之。但传教士们不再孤独无助，也不再那样担惊受怕。他们传播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还有西方的进步。这些传教士留给世界的不只是他们自身的作为，还有他们子女的作为，他们的子女继承了父母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们在世上行善的责任感。亨利·R．卢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那巨大的力量和影响力总是闪现着童年岁月的影子。他童年时和他心目中的现代圣人们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从他们身上，他继承了传教的热忱，并且带着这种热忱走进了世俗世界。
第一批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士（Italian Jesuits），他们于十六世纪晚期抵达中国，因为得到帝国宫廷的宠爱而显赫一时，后来又因为教义之争而失宠。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基本上离开了中国，当时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而敌视他们的中国人却为数众多。十九世纪初，一些美国天主教牧师从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向东穿行，和他们的耶稣会会士先辈们一样，只身进入了中国。他们同样遭遇了一个复杂、世故而又封闭的社会，他们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懂中国的文化，因此很少能够长期逗留。
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零星的英美两国贸易前哨基地在中国沿海逐渐建立起来，另一拨传教士抵达了中国，这次来的大多是新教徒。他们有些不安地将自己和家人安顿在沿海的商业港口，几乎不曾深入内陆。他们的雄心可谓远大，但人数很少。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几十年里，美国对外传教团——美国主要的传教士招募机构——仅将六十五名被授予圣职的传教士（另有大约五十名配偶、亲属和助手）派遣至东亚，其中被派往中国的不到一半。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真正派去的人格外的失败。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花了十八年时间，才赢得了第一个本土皈依者。
和几十年前相比，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数十年里对基督教并未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传教士们对中国则感兴趣得多，部分是因为西方在亚洲的扩张。美国和欧洲的商人在亚洲修建铁路，创办石油公司，并将触角从沿海向内陆延伸。他们的扩张为传教活动开辟了新的地域。然而，对传教计划的前途影响更大的是，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事件——英美新教在神学和机构基础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深远的转变。
工业时代的社会动荡以及十九世纪晚期科学上的巨大进步——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英国和美国被广泛接受——在新教各派中引发了信仰危机。大多数英美新教徒随之分化为两派，各自沿着新的神学道路前行。一条道路往往导向原教旨主义，狂热维护传统神学，拒斥挑战它的新科学。但这条道路也会激发鼓舞人心的信念，因为这意味着为了迎接基督的复临——那时只有基督徒才能得到拯救和救赎——必须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扩大信徒的队伍。
而其他新教徒——其中许多人最终自称为现代主义者——选择接受达尔文主义和其他科学发现，并据此调整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与上帝创世说相比，进化论更能鼓舞人心，因为它描述了古往今来持续的进步和发展过程——他们相信芸芸众生能够对这个过程有所贡献。这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新教徒中激起了多样化的大规模传教运动组织，即所谓的“社会福音”运动，它致力于将信仰和积极的行动相结合，以解决工业化世界的社会问题。
这些新兴的新教派别在许多问题上彼此意见不合，但他们——即使时常有些不自在——却因为十九世纪晚期一项伟大的基督教传教计划而联合起来：向世界各地派遣数千名传教士。新的传教热情的源头之一可以追溯到1886年夏于马萨诸塞州北部举行的《圣经》大会，会议由德怀特·穆迪（Dwight Moody）召集，他是普通的卫理公会信徒，后来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福音传教士之一。一百多名大学生在穆迪召集的大会上脱颖而出，他们立誓以传教为职志。他们的献身精神引发了学生矢志传教的大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另有两千多志愿者受此感召而投身其中，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组织也在1888年年末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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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
“布林克利无畏地对卢斯的重要的成就进行了优美的和深刻的评价。”
——《纽约时报》
“布林克利用严谨公正的、令人信服的细节描绘了卢斯的传奇故事并为卢斯巨大的雄心和厌人的弱点增添了淡淡的忧伤。”
——《华尔街日报》
“我们非常幸运，能看到这本值得纪念的和卢斯传记的面世，这是已经出版的关于美国新闻工作者的好的传记。”
——《华盛顿邮报》
“布林克利具有写作传记的天赋，他能使已经被历史模糊和平面化的人物再次生动……卢斯对外界的不安全感，对权力人物的盲目靠近，以及对家庭的背叛，这本书都作了公正的描述，这是对真实人性的描述。他对卢斯创办的杂志，尤其是《时代周刊》和《生活》，在一个艰难的国家成长为世界政治版图中的主导性力量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高度赞扬。”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