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具空躯壳一样的日子一直持续着。我每天什么也不做，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就只会把自己关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发呆。我的面色阴沉，头发蓬乱，虽然我看不到镜子中的自己，但我猜我一定就是这副尊容。我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大发雷霆，犹如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妈妈和哥哥都小心翼翼，家里布满愁云惨雾。
有一天吃午饭时，不知怎么，一种莫名的坏心情又在我的身体里蠢蠢欲动，我拼命克制，但是越克制越感觉胸口有一个硬块在渐渐膨大，好像一定要从喉咙口突破出来，于是，一场暴风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瞬间爆发了。我把筷子狠狠往地下一扔，对妈妈大吼：“我还吃什么饭！我是一个废人，还吃饭干什么！”
家里陷入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妈妈的啜泣声。我一下子懊恼起来，我又让妈妈哭了，我在干什么？我不是一直以孝子自居吗？现在却动不动就对妈妈发脾气。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感到自己是最冤屈的一个，觉得所有人都亏欠了我似的，但是这又于己何益呢？每次对家人大吼大叫之后，为什么我的感觉只有更加沮丧和烦乱？我只顾着沉浸在自己的伤痛里，却忘了检视妈妈的伤口。妈妈的伤只会比我的更深、更痛，那伤处还会因为我的口不择言、消沉、绝望、自暴自弃而流血、化脓，迟迟不能愈合。
“妈妈，”我摸索着对妈妈伸出手去，“对不起，妈妈，只是我心里难受啊，我还能做什么呢？连夹菜都要您帮我，我还有什么用！”痛苦加上自责，我抬起手，往自己脸上狠狠抽了几个耳光。
“雁雁啊！”妈妈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哭着喊：“谁允许你打自己了？谁说你没有用，妈妈需要你啊！妈妈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你好好地活着，难道这你都做不到吗？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看不见，别人是怎么过来的，咱们就怎么过！”
我紧紧抱住妈妈，痛哭失声。
我终于明白了一点——沉沦，陷入在痛苦里不能自拔，除了让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也遭受同样的痛苦之外，毫无用处。
《哈姆雷特》里有这样的经典独白：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要默然忍受命运射来的毒箭,顺从地倒下去；还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 并通过奋斗将它们肃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哪一种更高贵？瑟缩在黑屋子里等待被人们忘记，然后卑微地死去；还是走到太阳底下，有尊严地活着。
我该选择哪一个？
之所以能，是相信能
曾经有一家国内的媒体采访我，记者问：“既然已经在日本取得了理疗师的资格了，为什么还要执意去美国读博呢？”这个问题已经有太多的人问过我，所以，我没再重复理想啊信念啊什么的，我只是半开玩笑地说：“那多刺激啊！”
这说的也是实情，抛开治学本身的严谨不谈，去帕默的确是一件有点冒险又刺激的事。当然，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盲人大可不必去寻求什么刺激，能衣食无忧地安稳度过此生就阿弥陀佛了。我却偏偏是个特例，而且还很享受这种不断面临挑战的生活。现在想来，我好像从来没有给自己设定过什么局限——哪些是盲人能做的事，哪些是不能做的——其实，在“能” 与“不能”之间哪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呢？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去尝试。我曾经尝试去徒步旅行，尝试滑雪、骑自行车，尝试绘画和跳舞，结果发现，原来它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也都能做得很好。谁说盲人就只能坐在黑屋子里足不出户？那些总说自己“不行”“不能”的人，是还没有开始就束缚住了自己。
我一直都热爱旅行，只要置身在大自然中，我就会感觉到心轻盈得像要飞起来一样，好像每个毛孔都张开，吸收进阳光、雨露、风云、花木的各种精华，精神被荡涤一新，说不出的爽利。在日本的时候，尚能经常出去走走，到了美国，却因为课业忙碌以及经济拮据，始终没有机会出行。
没想到，好运气来了，一位从日本来的老人家想去圣地亚哥（San Diago）一趟，邀我同行。由于时差和年龄的原因，到达目的地后老人多数时间都只是在宾馆里休息，我可不想辜负这次难得的旅行，便请酒店的服务员为我叫了出租车，独自出门观光。我告诉司机我是中国人，希望参观当地值得一游的博物馆和公园。“你可以做我的导游吗？”我问他，“我会付您报酬的。”那一天，我由的士司机引领着去了很多地方，还专门参观了那里的航空博物馆，馆内收藏着各种各样的飞机，让从小看着《航空知识》长大的我亲手摸了个遍。
圣地亚哥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Sea World。让我最激动的是，这里允许游客与动物们“亲密接触”。我抚摸到了真正的企鹅，也将指尖从北极熊柔软的毛皮上掠过；在鲨鱼馆，我竟然还触摸了小鲨鱼——鲨鱼的皮原来非常粗糙，像沙子一样；鲨鱼的牙齿果真跟刀口一样锋利。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体验，我兴奋极了。
世界上还有很多我想去的地方——我想去威尼斯亲自撑一回贡多拉，我还记得曾经读过的马克?吐温的《威尼斯的小艇》，说那轻盈纤细的小艇像“挂在天边的新月”，又仿佛“田沟里的水蛇”；我想去悉尼歌剧院聆听天籁之声，想去大堡礁潜水，在那个斑斓的海底世界里做一条自在游弋的鱼；我还想漫步在优雅的圣彼得堡，想驻足在贝加尔湖畔，想坐着火车穿越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雪原……这个世界的美始终都在你面前，等着你用自己的方式感受她。
我曾经跟着洋子学会了轮滑，从此爱上了那种疾速飞驰的感觉，于是，顺理成章地，我就又迷恋上了滑雪。在日本学习期间，日本国际视觉障碍者援护协会每年都组织我们去群马县旅游，那里有一座很有规模的滑雪场，我总是跃跃欲试，但是很遗憾，每次都因为天气情况没能让我如愿。到美国后，有一次听说临近的犹他州有着美国最著名的滑雪圣地，这下又勾起了我的渴望，一心等待着合适的机会去过一把瘾。
终于，那年三月里的一天，学校的图书管理员雪瑞·卡特尼（Sheri Courtney）主动借给我滑雪服和一应用具，我和几个同学兴致勃勃地向滑雪场进发了。作为初学者，我的“教练”要我先掌握平地滑行的技巧。说是“平地”，实际也有坡度，只不过比较缓和而已。我仔细倾听要领，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很快就能自如地在雪丘间穿行。我听到近旁有惊叹声：“雁雁，你滑得非常非常好！”那一刻真是得意极了。第二天，我开始从高坡上下滑，再借着那股力量冲上巅峰。我好像真的飞了起来。
滑过雪，兴致依然不减，我听到铲雪车把多余的雪都推到了路两边，就招呼朋友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零下十多度的天气，天寒地冻，我们却大汗淋漓，玩得酣畅痛快。松软的雪粒落在脸颊上，凉丝丝的，这是多么单纯的快乐和幸福。
说到滑雪，也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借我滑雪服的雪瑞和与我一起去滑雪的美国同学，他们觉得我想学习滑雪这件事自然极了，并且积极促成；而国人对此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不要去。”“危险！”“盲人怎么能滑雪呢？”
回国后，我曾接到过一位盲童家长打来的电话，他向我咨询一些关于出国留学的事情，也顺便聊起了他的家乡。他说当地有林业，有制药业，还有全国著名的滑雪场。我一听有滑雪场，立刻兴奋地说：“好呀！我可以去滑雪！”这位盲童的父亲不假思索地说：“那怎么行呢？你又看不见！”
还有一次，国内一个慈善机构的朋友偶然听说我曾在美国滑雪，他说：“李博士，有机会我们组织志愿者和你到内蒙古的滑雪场去滑雪吧。”我说：“那太好啦！有其他盲人一起去吗？”他说：“当然没有，只有你一个盲人。”我说：“再找些其他的盲人一起去吧，他们可能滑得比我更好。”他说：“恐怕不会有其他的盲人愿意去滑雪的。”
为什么这么主观呢？早早写下各种禁忌，殊不知，“奇迹就是努力的另一个面孔”。
之所以能，是相信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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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 2013年4月12日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记录了一位盲人学者不懈的求学历程和骄人的成就。当生理上的明亮渐渐熄灭之时，精神的火焰蓬勃燃烧并大放光芒。
——毕淑敏 201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