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记忆：百年中国家庭老照片珍藏（1898-2014）》：
出嫁的回族新娘这是山东省济南仓巷（现在的回民小区）的一个回族之家。
照片上的女子丁惠兰是我的姥姥，1906年生人；1929年23岁时出嫁。这是新娘子“回门”时在娘家照的。回族的“回门”有些特别，婚礼后三天或七天，新郎要准备礼品陪同新娘回娘家即回门，看望岳父母及亲属。岳父母家也要事先做好准备，款待女婿女儿。但回门的当晚，新郎不能住在新娘的娘家，要独自回去。新娘一般在娘家住上三五天或一星期后再由娘家人或新郎上门来接回去。回族的传统婚礼也非常隆重而独特，由阿訇和男女双方家长代表一起主持。
由阿訇诵经，撒喜果。证婚人作证，新郎、新娘要用语言明确表示同意结婚，并由阿訇用阿拉伯文写一份宗教内容的婚约“依扎布”。男方还需赠给女方聘金（“卡宾”钱），多少不等。
姥姥的娘家家境殷实，有个好几进的四合院，内设客厅、卧房、书房（特为私塾先生在家里教书所设）。还建有淋浴室和茶水房。家里请了佣人、厨子、老妈子。民国初期，丁家在济南有名的城顶街开了一家数一数二的恒盛货栈，在当地小有名气。当时能做贸易的人不多，都是些有文化、受过良好教育、见过大世面的人。丁家的家风也颇为开明，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姥姥左手腕上还戴着手表，很是时尚。姥姥虽为女子，但知书达理，贤惠聪颖。我的姥爷金树棠1937年以前在济南铁路局做事，1937年日军侵入济南后，姥爷和几个爱国同仁一起愤然辞去铁路局的工作，拒绝为日本人服务。由于长期抑郁、愤懑，姥爷于1939年不幸病逝。1945年抗战胜利后，济南铁路局高层不知姥爷已逝，还特地登门邀请姥爷回铁路局工作，后又派人送来慰问抚恤金。
我姥爷去世时，我妈妈刚六岁，我舅舅才出生七个月。那一年，姥姥的娘家因战乱家道也开始败落。姥姥只能靠着出租家里的房子和亲友的资助过日子。她持家有道，辛辛苦苦地把我妈妈、我姨姨和我舅舅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1960年，姥姥安祥辞世。
长空击寇，血荐轩辕——告慰淞沪会战中牺牲的大舅我们的大舅任松龄烈士生于1917年5月22日，曾就读于北平育英中学。日寇侵华，民族危亡，满怀救国豪情的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航校（笕桥），在中央航校第六期毕业后。于1936年进入空军，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任空军九大队二十七队准尉见习员。
1937年8月25日，大舅随队驾机轰炸在沪登陆日军，中弹阵亡。后被追认少尉。
1937年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改变日军入侵方向，以利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的主动反击：是抗日战争中日双方第一场会战，也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当时，我空军广大官兵虽怀报国之志，不畏强敌，但敌我力量悬殊，制空权一直操纵于敌手。日本有三艘航母泊于长江口外，从8月15日起对我军阵地、车站狂轰滥炸，守沪军队伤亡惨重。
8月24日，日航母105架飞机全部出动，狂炸我阻敌之守军。次日敌寇又以主力向罗店镇进攻，以掩护大批日军登陆。我空军命令：立即去罗店轰击登陆之敌。于是中国空军九大队“雪莱克”攻击机4架，拟每机挂十捆杀伤弹，自南京飞往罗店。但因炸弹未到，战事紧急，美军顾问陈纳德决定，不等挂弹，采取低空S字蛇型飞行，以机枪威力扫射。
飞行员群情激昂，复仇心切，在距地面仅8米至10米超低空飞行，浓烟烈火中盘旋，全然不顾敌舰、陆上炮火攻击，猛烈扫射日军，重创登陆之敌。
淞沪会战，年轻的中国空军，旗开得胜。
将“梗津”、“鹿屋”两支装备最新、闻名于世的主力轰炸机队消灭过半。交战中，日军伤亡千人以上，中国空军第一次交战毫发无损；第二次交战则损失攻击机5架，死伤11人。大舅所驾飞机就在这场空战时中弹，大舅以身殉国，成为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
年仅二十岁的他实现了诺言：“我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淞沪会战强烈震惊日本，日寇空军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此辉煌之战，1939年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并多次为烈士挖建墓穴，但均被万恶的日军所轰毁……如今，可以告慰英灵的是，任松龄的名字和事迹同无数的先烈一起，被用金光闪闪的大字镌刻在南京紫金山航空烈士墓上，安放在台北国民革命忠烈祠中。
“齐心协力打豺狼”——记七十七年前的儿童节我珍藏的这张老照片是77年前的1937年4月4日那天拍的。为庆祝儿童节，我们小学生演出了歌舞剧《齐心协力打豺狼》从而留下了我童年时代难忘的记忆及一段逃难的往事。
4月4日是解放前中国的儿童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3个月，北平市北城区学校在安定门内国子监举行庆祝儿童节会演。
我所就读的北平市立香饵胡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们演出了歌舞剧《齐心协力打豺狼》，我在剧中扮演牧童。演出结束后，师生们回到学校时还收到了抗日爱国将领—一第29军军长宋哲元送来的面包和印有楷书“宋哲元赠”的一方白棉纱手帕。
老师选我在歌舞剧里扮演牧童，一方面是发现我有歌唱的天赋而着力培养我：另一方面还因为我生长在辽宁东部山村，在家乡曾跟随哥哥上山放猪因而有这个生活体验。
我是九一八事变后和家人逃难才到的北平。
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因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筹措粮饷而被日伪军抓捕：虽经邓铁梅司令营救出狱，但因在狱中受日寇残酷折磨致病重而猝然离世。在北平做事的大哥知道消息后马上返回家乡把祖母、母亲和我接到了北平。初到北平，生活非常艰难，我们一家人加入了东北同乡会并住进德胜门大街“东北难民救济所”开始了难民生活。
1941年春，大哥前往西安的陕西省战时煤炭统销处做事，我们全家人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辗转从沦陷区北平也来到了西安。大哥把我们安排进位于西安南郊大兴善寺里的“中央赈济委员会长安灾童教养院”里暂居避难。世道的艰辛和家庭的变故，更让我懂得要努力读书和上进。从西安的小学毕业以后，我又如愿考上了当地的公费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跟随返家的同乡准备回老家辽东。途经沈阳时，巧遇了在西安认识的几位好心的老师，他们又帮助我在沈阳上了高中。1948年11月初，沈阳解放，老师们引导我参加了革命文艺工作。1954年8月，我随东北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进入北京中央实验歌剧院当了一名歌剧演员。
从一个乱世之年逃难的小小“牧童”到2014年我的米寿之年，已经过去了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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