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克雷西（Sir Edward Creasy 1812-1878），英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出生于英格兰东南部的肯特郡，学生时代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837年成为威斯敏斯特判决法庭助理法官。1840年被聘为伦敦大学现代和古代史教授。1860年被任命为锡兰（英国殖民地，即今斯里兰卡）首席法官，并受封为爵士。1870年回到英国，1878年在伦敦去世。克雷西除了150年里一直再版、极受欢迎的本书之外，还著有《英国史》（1869-1870，伦敦）、《英国宪政的起源和发展》（1853，伦敦）、《奥斯曼帝国史》（1854-1856，伦敦）等。

　　《摆渡书虫·从马拉松到滑铁卢：改变世界历史的十五大战役》初版于1851年，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作为西方军事史学的经典，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畅销书之一。据说，当时只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迈尔斯的励志经典《自助》与之差堪比肩。
　　《摆渡书虫·从马拉松到滑铁卢：改变世界历史的十五大战役》选取世界历史上15次著名的战役——始于拯救希腊文明的马拉松之战，终于拿破仑折戟沉沙的滑铁卢战役，全面展现了横跨2300余年的历史风云。选取的15场战役，前提不是双方投入的兵力规模或伤亡人数之类，而是对此后世界历史的影响程度。每一场战役，都讲述了发生的原因、过程、结局等，故事性强，读来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摆渡书虫·从马拉松到滑铁卢：改变世界历史的十五大战役》：
　　第二章  叙拉古战役（公元前413年）
　　在远古时代和中世纪，很少有哪座城市遭受过比叙拉古曾经遭受过的围攻更加令人难忘。雅典人、迦太基人、罗马人、汪达尔人、拜占庭人、撒拉逊人和诺曼底人，轮番上阵，攻打叙拉古的城墙。她顶住了早期的攻击者，这样成功的抵抗，不仅对于当时那代人的命运，而且对于此后所有人类事件的走向，其意义都至为深远。我们不妨引用阿诺德在谈到叙拉古对迦太基人的遏制时所使用的雄辩说法：“叙拉古是一座由神意所垒起的防波堤，以保护仍很稚弱的罗马力量。”而她对雅典远征大军的成功击退，则具有更加广泛而恒久的意义。在缔造世界帝国的激烈角逐中（所有伟大古国都曾为这一目标而逐鹿沙场，但全都功败垂成），它是一次决定性的事件。
　　现存的叙拉古城是个小地方，或者说没什么军事实力，附近高地上的炮火几乎可以完全将它置于控制之下。但在古代战争中，它的位置，以及它对城墙的悉心维护，使得它在面对围困大军那些古老的进攻手段时，显得坚固无比。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那个年代，这座古城的主体部分，是建筑在一个陆地丘上，这块陆地伸入西西里东岸的大海，位于两处海湾之间。北边的海湾被称为“塔普苏斯湾”，南边的海湾正好形成叙拉古城的“大港”。一座小岛，或者叫半岛（因为它很快就成了半岛），位于这个陆地丘的东南端，向前延伸，几乎穿过了大港的港口。这座小岛，是来自科林斯湾的第一代希腊殖民者最初的殖民地，2500年前，他们在这里建成了叙拉古城（现代叙拉古城重又缩小到了这个最初的边界之内）。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叙拉古城不断增长的财富和人口，使得他们把小岛旁边陆地丘尾部的城墙部分也囊括进来。这样，到了雅典发动远征的那个时期，小岛朝向大海的那部分已经盖满了建筑物，两处海湾之间也筑起了防御工事。这些，构成叙拉古城的主体部分。
　　因此，近陆一侧的城墙就横过了陆地丘。这个陆地丘从大海开始倾斜向上延伸（也就是说，向西西里内部延伸），到了旧防御工事的西边便迅速上升了一至二英里，而在宽度上却逐渐减小，最后止于一个狭长的山脊。在陆地丘和海伯拉山之间，绵延着深坑和崎岖不平的低地。山脊的两侧险峻而陡峭，从山顶直插其下的平地，一侧朝向西南，一侧面对西北。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代，攻击设防城市的常规方式，就是围绕该城修建一道双层围墙，十分坚固，内可以阻止守军突围，外可以抵挡援军进攻。两层围墙之间盖有棚顶，正好用作兵营，围攻者就驻扎在里面，以逸待劳地等待被围者弹尽粮绝，或者发生叛变，最后不战而降。而且，那个时代的每个希腊城邦，就像中世纪的每个意大利共和国一样，贵族和民主主义者之间的内部冲突，也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每一支侵略大军的营地里，都挤满了愤懑不平的难民；而每一座被围的城市，其城墙之内又确实隐匿着大量心怀鬼胎的不满者，他们巴不得以一次国家灾难为代价，来换取一次派性斗争的胜利。饥荒和派系斗争，正是围攻者所依靠的盟友。那个时代的将军们都相信：一旦他们完成了封锁，这些可靠的同盟者就会马上采取行动。他们很少冒险去尝试对防守严密的营地发动袭击。因为，那些古老的军事机器，在狄奥尼修斯一世完成他的毁灭机械学而使之得到改进之前，要想对付砖瓦工们的手艺，也不免力不从心。毫无疑问，那些最勇猛无畏、最训练有素的持矛步兵们的卿卿性命，也必将空耗在对那些巍然不动的围墙的冲锋上。
　　像叙拉古这样一座临海而建的城市，除非敌人有一支优势舰队和一支优势陆军协同作战，否则是攻克不了的。而叙拉古，从她的面积、人口和海陆军资源来看，当她发现一个与自己类似的希腊城邦竟然有能力派出足够的军事力量威胁要俘获并征服自己的时候，那种认为叙拉古可以高枕无忧的想法，也并非不合常理。然而，公元前414年的春天，雅典海军却开始在叙拉古的海港和近海称王称霸，雅典陆军把叙拉古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并把叙拉古人困在了城内。从海湾到海湾，一条封锁之墙迅速延伸，穿过两块带状平地和城外高耸的山脊（此山在当时被称作厄庇珀勒）。倘若围墙完工，那将切断来自西西里岛内的所有援军，叙拉古人也就只好听由雅典将军们的宰割。幸好，围攻者的工作确实还没有完成。不过，随着围墙缺口的日益变窄，围城之内，所有表面上的安全希望也就愈加渺茫。
　　如今，雅典正在押上她的力量之花和积攒了70年的荣誉之果，为西方世界的霸权，作大胆一掷。正像后来的拿破仑，站在狮心山（Coeur de Lion）上，指着阿克城告诉随行人员：拿下那座城市将决定他的命运，也将改变世界的面貌。所以，雅典的将领们，想必也从厄庇珀勒山顶上察看过了叙拉古，并且意识到：随着叙拉古的陷落，世间所有已知势力将全都臣服在他们的脚下。他们想必还意识到了，雅典，如果在这一仗中败下阵来，她的征服之路也必定戛然而止，并且将从一个共和帝国沦落为一个衰败而恭顺的社群。
　　在马拉松，我们已经见识过雅典为了自身的生存而与来自东方的入侵者拼死抗争。而在叙拉古，她却以另一个野心勃勃、盛气凌人的侵略者的面目出现。在雅典，就像在古往今来的其他共和制国家一样，曾经激励他们为捍卫民族独立而建立殊功的那种精神活力，很快就使他们学会了不惜以牺牲邻国为代价，实施大胆鲁莽、肆无忌惮的自我扩张计划。在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间歇期，雅典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能征惯战的强势国家，1000个附庸城邦的宗主，拥有地中海上有史以来最庞大、最精锐海军的海上霸主。由于雅典的领土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中被薛西斯和马多尼乌斯所占领，迫使她的全部人口不得不都成了水手。这次斗争的辉煌成果，倒是证实了他们在海上为国效力的热情。爱琴海沿岸及岛屿上的各希腊城邦举行自发的投票，第一次把雅典置于联盟首领的位置上，这一联盟，是为了应对未来针对波斯的战争行动而形成的。但这一有名无实的盟主地位，很快就被她转变为实际而专横的控制权。她保护她们免遭海盗和波斯势力的侵犯（这一势力很快就堕入衰败），她要求她们以盲目的服从来回报自己。她主张随心所欲地对她们征税的特权，并强制她们服从，傲慢地拒绝对税收开支作出解释。针对税额所提出的抗议，被视为捣乱行为进行了处置；而抗税不交，则被当作叛乱，迅速遭到惩罚。她允许并鼓励那些顺从的同盟者用金钱代替船和人效力沙场。这个至高无上的共和国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持续稳定、报酬丰厚的舰队服役，训练了自己的市民；另一方面又使自己的同盟者因为无所事事而逐渐丧失他们的技能和纪律，从而越来越消极软弱地甘受她的支配。她们的城镇被普遍拆除，而皇城本身却得到了最悉心、最奢华的巩固：从她的附庸国搜刮来的税收，被用于加固、装饰她的港口、码头、军械库、剧场和神殿，一切都臻于极致，把她打扮得宏大壮美、富丽堂皇。时至今日，她的废墟依然能够证明那个时代、那里的人民在智力上所达到的辉煌高度。正是这样的智慧，使得伯里克利那样的规划和菲迪亚斯那样的创作得以实现。
　　所有获得霸权地位的国家，都会自私地、压迫性地统治其他国家，古今同例，概莫外焉。迦太基、罗马、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比萨、荷兰以及法兰西共和国，全都对那些他们已经建立权威的行省和附属国实行高压统治。不过，她们当中还没有谁公开承认她们如此行事所依据的规则体系，不像雅典的共和主义者们，每当有人抗议他们强加给诸侯盟国的苛捐杂税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倒是很直率。他们承认，他们的帝国就是暴政；坦白声称，他们只相信武力和恐怖能维持它的统治。他们感兴趣的，是所谓“永恒的自然法则：弱肉强食。”他们有时甚至声称（这倒并非全无事实），正是斯巴达对自己不公正的仇恨，迫使他们出于自卫而不公正地对待其他城邦。要想安全，就必须强大；要想强大，就必须掠夺、压制邻邦。他们做梦也不会和附属国交换特权，或者分享公职，而是心怀戒备地垄断每一个关键职位，控制所有政治和司法权力；坚定果敢地将自己置于每一次风口浪尖之上；乐此不疲地忍受艰苦的训练和严酷的纪律（这些是他们在海上服役时所必需的）；心甘情愿地冒险尝试每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决不忍受让困难或灾祸动摇他们对目标的坚定信念。他们的希望就是：为自己的国家获取无边的帝国特权，为3万市民（正是他们组成了这个至高无上的共和国）中的每个人获取谋生的手段，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军事占领，投入那些才华横溢的科学艺术创造（在这方面，雅典已经达到了智性光辉的全盛时期）。
　　她伟大的政治剧作家说，雅典帝国由1000个城邦组成。这样的戏剧语言倒也不必太当真，但在伯罗奔尼撒联盟进攻她的时候，雅典属国的数目，无疑非常巨大。爱琴海上的所有岛国（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岛除外），以及所有希腊城邦（在那个年代，它们主要散落于小亚细亚、达达尼尔海峡和色雷斯沿岸）全都向雅典进贡，毫无保留地服从她的命令。爱琴海简直就是雅典的内陆湖。不过她的势力虽然强大，但在希腊以西的地区，她没有占有同等的支配地位。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那些繁荣富庶、人丁兴旺的希腊殖民地当中，也有她的殖民城邦和同盟国。但她在这一地区的同盟者，并没有什么组织体系，她的船队也没有从西部海洋给她带来什么进贡品。将帝国的势力范围延伸到整个西西里，是雅典那些野心勃勃的雄辩家和将军们特别热心的一个计划。在她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还活着的时候，他的指挥天才使他能够牢牢控制住自己的同胞，在家门口的强敌尚未被制服的时候，不允许他们拿雅典的命运去为那个渺茫的计划冒险。他告诫雅典人牢记这一座右铭，同时也告诫他们了解并善用自己的力量。然而等到伯里克利一死，他所培育的那种大胆精神，就越过了他所定下的有益限制。公元前431年，当雅典的死对头科林斯人成功地劝诱斯巴达向她发起进攻、并导致六分之五的大陆希腊人结成同盟的时候（他们全都因为对雅典的极度妒嫉和深仇大恨而情绪激昂），当在数量和装备上都远远超过曾经来犯的波斯人的庞大军队，源源不断地涌向雅典领地、并将其城墙夷为平地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最多在两三年之内，雅典就会被迫接受侵略者的要求。然而，她坚固的防御工事（她被这些工事团团包围并连接到她的主要港口），给了他那个年代一个岛国位置所具备的几乎全部优势。伯里克利已经让她对自己的海上帝国充满了信任。那年头雅典人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水手。一个服役适龄成员不超过3万、领土范围与半个苏塞克斯不相上下的城邦，的确也只能通过让其所有的年轻人都投身于舰队服役（再加上积极训练），来获得像雅典曾经拥有的这样一种海上控制权。为了给她所派出的数量庞大的战船配备人员，她还必须雇佣大量水手和操桨的奴隶，不过，船员都是雅典人，所有关键职位都被本邦市民所掌控。他们的大祭师，主要就是通过提醒他们这一点，提醒他们长期以来的航海实践及训练带给他们的必然优势，来激励他们抵抗斯巴达及其盟友的联合力量。他告诫他们，自从米堤亚人入侵以来，雅典就一直积极投身于海上事务，现在该是收获果实的时候了。“她的确并没有使自己变得完美，但她高人一筹的训练，所得到的回报就是海上霸权——这是一项强大的控制权，因为这使她获得了对那片远比其波涛更为公平的陆地的控制，使她免遭无妄之灾，斯巴达或许可以拿这样的灾害去袭扰阿提卡，但决不可能征服雅典。”
　　雅典接受了敌人用以恫吓她的这场战争，而不是从她的至尊高位上乖乖下台。虽然可怕的瘟疫之灾不期而来，倒在瘟疫之下的雅典市民甚至比倒在多利安人长矛之下的还要多，但她坚持了下来，英勇地抗击来敌。如果势不可挡的伯罗奔尼撒大军用火和剑使她每一块谷物丰茂的田地、她的葡萄园、她的橄榄树林变得荒芜的话，她就会用自己的舰队对他们的濒海地区以牙还牙。如果抵抗，这就是惟一能展示其水手们的卓越技能和勇敢精神的抵抗。她的一些附庸盟国纷纷揭竿而起，但这些起义大都被严厉而迅速地镇压下去了。一位名叫伯拉西达的敌将的军事天才，的确给雅典在色雷斯的力量造成了无可补救的打击，不过那要等到战争的第10个年头。而随着伯拉西达的阵亡，伯罗奔尼撒人似乎丧失了所有的战斗活力和判断力。到最后，双方都对这场战争感到厌倦了。公元前421年，交战双方订立了一个为期50年的休战期。这样一个协定，虽然遵守得并不好，而且在希腊的许多地区，敌意依然存在，但它保护了雅典领土免遭敌人的蹂躏，使得雅典能够从她的年度税收中积累起巨额财富。几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瘟疫和刀剑对雅典人口所造成的浩劫，也逐渐得以恢复。公元前415年，雅典城里弥漫着一种大胆而不安的精神气氛，人们渴望为那个遥远的计划找到用武之地，这个计划可以让他们自己扬名天下，也可以使国家得以扩张。他们把从前斯巴达的敌意所带来的恐慌纯粹看作是老妇人的无稽之谈。斯巴达使出她最恶劣的手段蹂躏他们的领土，而且它一直总是竭尽所能去这么做，这一事实，似乎成了雅典寻求海外扩张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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