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言典藏：潘光旦》：
今天“优生学”在西方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甚至已经被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规定为不允许在正式的科学文献中出现。1996年，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明确要求不用eugenics一词来翻译和介绍中国当代的优生学工作。1998年，在中国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也通过不再在科学文献中使用eugenics一词的声明。优生学之所以遭受到如此严峻的批判，一方面是与西方种族主义造成的惨痛记忆有关，另一方面与其精英主义立场导致的对人权的侵犯有关（最典型的是20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和美国盛行一时的强制绝育律）。但是，当我们把眼光拉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那时的优生学却是一门受人尊崇的科学（尽管也有批评的声音）；从改善人口品质人手来改革社会，不仅见于优生学家的主张，也寄托了西方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理想。
通过滋优汰劣的办法来改善人口品质，进而促成合乎理想的美好社会，这种优生学的观念源远流长。
在古希腊、中国、印度的文献里都不乏记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优生学的发轫与19世纪中叶生物学的达尔文革命密切相关。达尔文认为物种进化的重要原因是自然选择。据科学史家评述：“属于一个种族的个体，天赋性能各不相同。达尔文对于这些变异的原因不表示意见，只是把变异当做事实加以接受。如果生殖过多或追求配偶的竞争过大，任何在争取生存和争取配偶的斗争中，有用的性能都具有‘生存价值’，而使具有这种性能的个体占有优势，有更大的机会延长生命或得到配偶，顺利地生产压倒多数的后裔以继承这一有益的变异性。由于不具有这种性能的个体逐渐被淘汰了，这一特殊性便有扩大到全种族之势。种族改变了，一个不同的永久的种别慢慢地确立起来。”由于当时生物学知识的限制，达尔文还没有能够排除拉马克主义在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作用，即认为由于用进废退的长期作用而后天获得的特性可以遗传。尽管有许多局限性，达尔文把人类看作自然历史的一部分，由此所阐述的遗传的观念，对于现代遗传学、优生学的建立，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被公认为优生学的创始人。1869年，高尔顿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遗传观念应用于人类智力的遗传，证明在体质方面和分子速度方面的定律也适用于智力方面。高尔顿确立了才能遗传的原则。19世纪末韦斯曼（August Weismann）在生物学上严格区分生殖细胞和躯体细胞，认为躯体细胞只能产生与自己相同的细胞，而生殖细胞不仅可以产生生殖细胞，还产生体内的一切无数类型的细胞，躯体细胞也是通过生殖细胞的裂变分化出来的；身体所遭到的改变，可能损害生殖细胞，但却不能改变它的性质。韦斯曼的发现，彻底否定了拉马克主义后天获得性可以遗传的观念，把以往许多人们归结于环境影响的因素，重新归结于遗传上面，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遗传在影响人类文明因素中的比重。韦斯曼的学说，使高尔顿的才能遗传原则更加巩固。如果说，以往人们对环境的影响过于高估，那么，韦斯曼的发现则告诉人们：教育的作用没有通常设想的那么大，它只能使已经存在的特点突出起来，而不能“无中生有”。这样，要提高一个种族的生物特性，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它的比较优秀的特点以发展的机会，同时清除或减少那些低劣的特性。这也就是积极优生学和消极优生学的目标。
动物育种的经验给人类以启发，人类也可以借鉴人工育种的原则来改进人类自身的品质，优生学就这样产生了。优生学，严格地说，就是根据了遗传原理的人类育种学。高尔顿之后，在生物统计学上发展、完善优生学的是皮尔逊。1900年，三位生物学家重新发现了1865年孟德尔（G.J.Mendel）豌豆实验发现的生物性状的显品、隐品规律，是遗传学在遗传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对于优生学也具有重大影响。1910年以后，摩尔根（T.H.Morgan）及其同事进行的果蝇实验，证实并完善了孟德尔定律，对基因、染色体、性别决定因素的规律的研究有许多突破性进展。所有这些遗传学的新进展，都使得新生的优生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益趋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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