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只有传统戏曲班社利用洋人势力来抗衡监管，晚清时期的新剧演出团体也会仿效这种做法。宣统三年（1911）五月，安徽芜湖大马路文明舞台，欲开演《皖北水灾》新剧，巡警总办饬令停演，该戏园称连日阴雨，停演后经费不足，难以支持。见到禁谕后，“反偏印一传单，登时开演。将该园门额原有之字，用粉涂抹改书‘日商进化团’，并高揭日本旗章，显为抗拒。闻丁总办于出示之先，会函请关道饬县阻演，略谓昨据区员报告，进化团门首忽挂日旗，不胜愤悒，当饬区员令其撤去。讵晚开演时，复行悬挂，此次该团众来芜演剧，南洋督宪早有所闻，电告抚宪传谕，刻日解散，以自治公所函请在先，业批准三星期，当俟期满后谕令停止，此实委曲求全。今又以助赈为名，展期接演，并未接到该公所咨照，断不能任令从事”。②进化团此举，恐怕并非完全假冒日商名义。次月，《新闻报》有消息称：“兹闻该园主以三礼拜之期虽满，而日领事至芜时，尚有续请保护之照会呈于道审存核，乃立即布置开演，并以不及排印戏目，用油印传单，用军乐游行通知散给现，仍照常开演，未知警局如何办法也。”③正因为有着洋商背景的戏园违禁现象已较为普遍，舆论对其能否遵守规条才持怀疑态度。
由于外商及外国政治势力在华的巨大影响，租界成为违禁演戏的庇护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大公报》有消息称，天津河东意大利租界有五福、同发戏园，俄租界有富春戏园，均演唱蹦蹦戏，“淫词妖妆，有伤风化”，“近关中口办理交涉，各官已照会该二国之领事，严禁演唱，尚不知可能禁止，以维风化否”。①在该地绅商联名禀请禁演的情况下，意租界戏园遵令停演，但俄租界却依然如故，因而原意租界开办的戏园遂迁往俄租界，“大张旗鼓，日夜演唱，男女人园者拥挤异常”。②
在遇国丧之时，照例应当禁戏，但戏园也会联合租界洋人势力加以抵制。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上海租界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出有谕单，晓谕国丧禁戏事宜，领事却不肯签字，各戏园主借口未奉命令，依然出演。二十六日，公廨传六家园主来廨，拟面加劝导，饬其自行停演，而戏园主忽半路折回，报刊就此评论说：“特倚外人，务达其求利违制之目的，其心真可诛。卒也日本戏馆停演三天，华人戏园日夜不息，是国恤之礼行于外人而反自弃于华人。”③舆论界的愤懑背后也颇有无奈之感。
另外一起涉及洋人的事件发生在福建厦门，并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宣统元年（1909）正月，代理招商分局瑞记洋行东某，“同安人也，幼无赖，占黄姓财产十八万，改人日斯巴籍，易名玛甘保（惟闻官场已电查领事，据云并未人籍），颇强横”。他于前年在厦门开设天仙戏园，去年冬天国丧期内仍旧演出。尽管官府谕令停止，他却置若罔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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