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意识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许多台湾影片中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不知所措的游走。这反映的是一种漂泊意识。其实，漂泊母题在文学中早已有之，而电影中的漂泊意识是主人公借助各种漂泊的物象和行为，完成身体或心灵的漂泊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主人公跟随自己的内心，尊崇自己身体的欲望，最终踏上归途，或回归漂泊之前的方向，或选择死亡。
一、漂泊意识的影像表述
在1995 年至1999 年的台湾电影里，漂泊者的角色有普通的女雇员和辍学的女大学生（《美丽在唱歌》）、在美国企图用假结婚来获取绿卡的中国女子（《少女小渔》）、迈向老年无性生活的父亲（《今天不回家》）、肥胖的面包师（《爱情来了》）、失去儿子的中年男子（《超级公民》）、杀死工地主任的台湾原住民（《超级公民》）、赶时间去打麻将的女子（《国道封闭》）、亡命杀手（《国道封闭》）。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无权无钱的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受阻受难，有一段不愿意在人前提及却又时常想起的悲伤往事。这也许正是他们漂泊的动力。
换言之，他们迫切想用身体的远行来逃离现状。不管最后他们有没有逃离困境，电影中都展现了一段漂泊在外的逃离过程。
尼采说：“身体乃是比陈旧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巴赫金认为，人的身体是时空的中心和基石。“身体位置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具体主体的生活状况、世界遭遇、人生观、世界观都具有一定的奠基作用。”身体通常是不撒谎的，它是直接的，而一些人的身体似乎渴望漂泊。影片《今天不回家》中，年老的父亲与幼儿园的女园长经常幽会。对这两个人的身体而言，每一次的偷欢都是摆脱日常生活的轨道所经历的一趟漂泊之旅。这种不同寻常的探险和漂泊让他们备感新鲜、兴奋、刺激和过瘾。《美丽在歌唱》里，陈美丽则是林美丽漂泊途中的引导者，也是自己漂泊途中的享受者和主导者。
在福柯看来，“当代社会就是座巨大的监牢，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是对身体进行规训的主要手段，学校、医院、兵营等组织和机构则是对身体进行规训的具体场所。” 当《超级公民》中的阿德站在正在建造的高楼前，当《美丽在歌唱》中的林美丽站在行驶中的火车车厢里看着退去的风景，当《少女小渔》中的小渔紧靠在斑驳的墙边踱步，观众也看见了当代社会正在化成具体的高楼、街道，并且成为束缚、规训他们身体的场所。人类的身体之所以渴望漂泊，是因为它本能地要挣脱文明社会加诸它的各种各样的规训和束缚，是因为它向往自由。而20 世纪末台湾电影里的这些人物之所以渴望漂泊，还因为这一时期岛内的政治混乱、经济低迷、治安恶化……总之，是现实生活时时令人沮丧，甚至让人绝望。
二、漂泊意识的精神内涵
在漂泊意识里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想象，然而，在憧憬的背后却有可能是漂泊者的悲观厌世。他们大多有一个破碎的家，回不去，无法团圆。比他们的家还要破碎的是他们生长的背景。台湾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给了他们一颗破碎的心。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构成单位，它代表一种身份的归属。然而，在漂泊者的生活里，家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空间。他们或是远离家庭，终日不归，或是独自坐在家里的某个房间内一言不发。在漂泊者漂泊的过程中，家庭已经隐没到无人关心的地方，但这种隐没并没有让他们舍弃对家的念想，反而更激发了他们幻想中的家。
1995 年至1999 年，台湾社会动荡不安。1995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同年，大陆开始试射导弹，射到台湾东北方海域和西南边海域。“当时（从中国台湾地区）飞往美国、加拿大的班机可以说是班班爆满。”然而，移民他乡的人们后来生活得怎么样呢？在影片《少女小渔》中，一桌人吃着火锅，聊团圆，聊好日子。老柴举杯道：“分开六年图什么？就图今天能够合家团圆过好日子。这团聚倒是团聚，可是好日子呢……”一桌人低下了头。可见，他们的漂泊生活充满艰辛。有评论指出：“台湾是情欲纵横、黑道横行、茫然无绪，每个人都可能有枪、每个人也都可能惨死轮下，这看起来像是杀手、妙龄女郎、失恋或失业的半疯状态男子、大哥、大姐、混混和沦落之人的边缘分子，似乎又都要怪黑头车里见不得人的政客。”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下，许多台湾人都在漂泊：要么是主动的漂泊，要么是被动的漂泊；要么是身体的漂泊，要么是心灵的漂泊，甚至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漂泊。
漂泊有时会带有仪式化的特点。“仪式在开始时则以不对称（如神圣与世俗、生与死）的形态出现，而后以结合成一个联盟而告终。”《超级公民》中，阿德与马勒在电影里起初一个是人，另一个是魂，处于不对称的形态。片尾，在马勒的引导下，他们最终形成一个死亡的联盟。特纳指出，仪式具有去异趋同的特征，这个时候，地位、性别、服装和角色等差别统统消失了，人们体验到一种共同的感情，这种共同的感情是超越一切正式的社会关系，使人们团结一致的人际情感。阿德跟随马勒上山，阿德觉得马勒的灵魂是他的心灵引导者。他看着湍流的瀑布，仿佛体悟到生死如山水般明澈。
《美丽在唱歌》里的祖母、《国道封闭》中男杀手的父亲、《超级公民》里阿德死去的父亲和儿子，这些人物都对电影的主人公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生活的年代早已远离，他们并不是当今社会上有用的人，也不参与影片的叙事，主人公却对他们念念不忘，甚至最后跟随着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这些人给予主人公心灵上的推动力。于是，主人公的漂泊也就成为在心灵上与这些人去异趋同、越走越近的一次旅程。
每一场旅途都有一个归处。《今天不回家》里的父亲、母亲最后回家了，《美丽在唱歌》的林美丽、《热带鱼》的刘志强也都回家了。除了回家，还有一群漂泊者选择了更远的归途——死亡。弗洛伊德指出：“在推测关于生命起源和类似于生物的物种起源的基础上，我得出了这个结论，除了保存有机物和把它结合成更大单位的本能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另一个与它相对立的本能，这个本能总想分解这些单位和恢复其原始的无机物状态。这就是说，除了爱欲之外，还有一个死亡本能；这样，生命现象就能从这两个本能及其相互抵抗活动的相互作用中得到解释。”
在承载着漂泊意识的电影里，常有对死亡的表现，但电影中的死亡往往是庄子式的至乐，是一种不为老死、不为老衰的淡然心境。每一个漂泊者都不在乎身体的死，他们最怕的是精神的死亡。《超级公民》中多次出现阿德站在高处平视未建好的大楼，他在反抗都市的发展，这些钢筋水泥扼杀了人的精神。电影中多次出现了死的象征：阴冷的夜色、墙上停止走动的钟、点不着的炉子等。因此，阿德之所以漂泊，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都市充满了死亡的气息，他不愿意沦为这个都市中的又一具行尸走肉，他想离开这个都市，去远方漂泊，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理想的家园。这里，该片表达了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当代都市在扼杀人类的精神，都市中的人们已经生不如死，所以有人宁愿离开都市，去远方漂泊，甚至，宁愿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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