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巴赞正是看到这点，才强力推崇“长镜头”对真实的贡献。这种观点强调影像的完美再现现实的物理技术特性，认为它可以直接反映外部世界的原貌，能够第一次排斥人的参与特权，如巴赞就盛赞电影与摄影、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它能直接而有效地把观众直接带到现实情景中来。从符号学的观点看，它是从照相技术的逻辑发展到了电影，从而得出电影图像具有真实性的看法。这是纪录片作为影像叙史的最大优势，也是最具有文献价值的部分。就像巴赞所称赞的，影像犹如“自动写作”。例如，我们都知道当年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湾，但不能看到具体的情形。可是在凤凰卫视播放的《蒋氏父子的台湾岁月》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蒋介石登机时的情况，包括他的穿着、表情、手势和随同人员等。但是，这里有问题。历史文献所提供的往往是一个片断，很难就一个现象的整个过程给予全程记录，即使是一些用于资料的人类学片也是如此。比如，让我们列举由瑞格纳特（Felix-Louis Regnault）制作的世界上第一个人类学片的例子来说明吧。1898年，他在法国巴黎举办的非洲民族学博览会上用电影记录了非洲沃洛夫妇女制作陶器的过程。它也只是一个完整行为的记录，还谈不上一个事件的因果逻辑的叙事时间序列的安排，更遑论把多个连续事件之间的复杂的因果联系给予解释。它无法给予深层的解释，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要离开，他当时内心所想可能是什么，他的此次离开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文字书写显然比影像更有优势。由此，它并没有达到历史叙事的要求，最基本的看，它还称不上一个“事件”，只是现象之间的客观连接，虽然有客观因果律支撑，在时间的连续性原则下较为可靠，但是它并没有更多的东西。倘若超越“客观的因果律”的连续性而同文字一样，那么同样是语言媒介的影像也可行，但对影像本身的优势而言没有价值。除了当时纪录下来的影像外，即使是位置前后的镜头也与文字的线性叙述一样能够起到时间序列的线索安排和有限的解释作用。但是，前者往往需要后者的辅助解释。
就历史编纂而言，历史叙事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形式，叙事就与时间序列的安置密切相关，而序列，即前后就与因果解释密切相连。兰克以及19世纪那些历史学家经常使用到这种叙事模式。这种看起来像“事物实际所示的状况”仅是一种表面现象，或者说是读者因为把其理解为脱离人心灵的世界的时间而对其产生的“客观性”印象。历史学家利用这种传统的编撰工具的真实目的是将他的历史解释附着在时间序列的正确上而达到客观性的印象。因为某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后，那么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前的为原因，在后的为结果。这也就是以先后为因果。“字面意思是‘在此之后因而以此为因’。换句话说，因为两个事件是前后发生的，所以在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着因果联系，这是错误的假设。”①法国的克里斯蒂昂·德拉热和樊尚·吉格诺两位历史学家在考察蒙图瓦尔事件的报道情况时，这样说道：“这次报道只是主要内容，即希特勒的西班牙之行的一个前奏。在剪辑中，蒙图瓦尔的两次会晤，希特勒10月22日与赖伐尔的会晤和24日与贝当的会晤，被合成一个，这样就打乱了史实的时间顺序。观众也因此会认为希特勒在前往昂达伊（Hendaye）的路上，只是顺便逗留了一下，以便分别接见赖伐尔和贝当。”②
传统历史叙事的优点是事件序列往往与日常逻辑相连，易于理解，也就易于得到认同，不足之处在于因为线性变化的驱动力使得事件线索不会太多，那么所承载的原因分析就相对简单化，尤其不适于对深层的、长期的、多层的结构因素的揭示。对于影像来说，产生这种“以先后为因果”的因果联系当然也要依靠时间序列的线索提示。与文字不同的是，第一，它无法独立承担历史事件的深层解释的时间序列；第二，在看的细节，例如特写镜头中提示线索，即用视点的转移技巧增加关注度，再加上一些转场的特殊技巧，如黑屏、淡入淡出、声音等技巧增加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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