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川道雄（1925-2013）是日本中国史学界京都学派的传人，也是该学派继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之后的第三代领头人。他所建立的以豪族道德共同体为社会基础的中国中世史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近代历史学界所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无真正的历史”的谬论。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是谷川氏的重要代表作。这是一本史论著作，即通过具体史实的考证，最终上升为历史哲学的论著。谷川史学的重要观点之一，是认为如何理解“中国中世”是认识中国史发展内在规律的关键。谷川氏指出西方史学家所谓中国社会停滞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中国也曾有过中世，并认为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予以超过的话，就难以发现中国史的自身发展规律，，谷川氏在探索中国中世的研究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理论。指出作为共同体的凝聚力，虽然不排斥财力、武力、家族力，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仍是道德力、伦理力。进而提出民众是共同体伦理关系的存在基础，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民众能识别并敬仰高尚的人格，“从而由此端正自己的道德生活”；被领导者有着自下而上判断领导者资格的作用。就这样，谷川理论跃出了中世史的范围，提出了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史，甚至世界史发展规律的大课题。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增订本）》：
　　如上所述，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期，使用奴隶制、农奴制等一般概念把握中国史，旨在由此对中国史进行世界史意义上把握的尝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遇到了极大的障碍。由此必然地引起了一种新的动向，这就是强调中国史特殊性的倾向明显地增大了。具体说，即强调中国社会的专制特性，强调专制国家与民众之间基本阶级关系的倾向增大了。认为民众内部的阶级分化产生了阶级关系，这一关系决定着社会之本质的观点越来越退却了。这种倾向虽然并不能全面否定民众内部的阶级分化现象，但认为那毕竟应该是一种次要的、从属性的关系。
　　西嶋氏的汉代史研究新说已经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我们应该注意这种倾向对六朝史研究所造成的强烈影响。众所周知，六朝社会的时代特征一向被认为是贵族制。例如，由于六朝贵族是超越国家权力而存在的，所以或可说国家权力是贵族阶级的合议机关。社会的统治阶级是贵族，各个王朝只不过是拥有一时的权力而已。这种以贵族制来界定六朝社会历史性质的时代观，曾流行于战前，不用说这是以内藤湖南为鼻祖的京都学派的观点。进一步来说，这一观点依据的是清代考据学的成果，代表了传统史学的正统观点。
　　当然，京都学派的六朝中世说的依据就是这一传统的贵族制论。而西峙氏的旧说认为，六朝贵族是古代豪族即家长制家内奴隶所有者官僚化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京都学派的中世贵族说虽然相差甚远，但在认为六朝贵族多少是在其社会内部具有（或曾具有）某种势力根源的自立阶级这一点上，却有些共同之处。与此相对，在西嶋说（旧说）退却的同时，矢野主税、越智重明等人提出的六朝说有着新的倾向，即不太强调六朝贵族的阶级自立性了。矢野、越智两氏的观点可大致概括如下。
　　矢野氏分析了魏晋时期大贵族的经济生活，认为由于多数贵族依靠俸禄生活，所以六朝贵族最终仍与秦汉官僚同样，是寄生于国家的官僚，只不过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作为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的君主的从属物而已。在这种构造中，国家是权力的唯一存在场所。汉帝国如此，六朝也基本如此。就连堪称贵族全盛期的南朝，也是皇帝对立于诸贵族及贵族制，而确立其绝对政治地位的。
　　越智重明的六朝论虽与矢野氏说有所不同，但在强调六朝贵族的寄生官僚特性这一点上可谓同出一辙。他认为六朝的士大夫直至魏、西晋时期，仍是既有官僚的一面，又有作为社会名望家的自立的一面；但是东晋以后，官僚的一面增强了，变成了依存于国家权力的寄生官僚。与此相对应的是，皇帝权力对贵族阶级特权的排除，从而贯彻了一元化的人身支配关系。
　　两位学者的观点的旨趣何在呢？一言以蔽之，即他们表达了对以贵族制界定六朝时代特性的怀疑。若依照他们的观点，中国史岂不成为专制权力对民众的一贯支配图式了吗？如果他们的观点表达的确实是这样的旨趣，那么应该说他们对将中国史划分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说是持否定态度的。
　　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的问题将在第二编第三章给以论述，此不赘言。但是，我特意举出二位的观点，是因为它们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兴起的世界观有共同的倾向。这种倾向若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即这是一种对战后以单系发展说为特征的世界史理解进行批判的思潮。它并非仅仅产生于东洋史学界内部，更来自于其外部的强烈影响；它也不仅仅发生并流行于日本国内，更是国际间相互影响下的新思潮。此外，它也不仅是对中国史理解的单纯的学术问题，其实还与现代世界政治有着直接联系，显然还包含着重要的现实意味。下面的内容虽说有些超出本章的课题，但还是有必要对这一新倾向作一个的大体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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