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后，方面军总前委十分震惊，认为这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必须给予有力还击。总前委及方面军负责人相继发表公开信，号召对事变进行反击。在一错再错的混乱中，根据地的肃反斗争更加升级，不但红军中许多人被打成了“AB团”，地方上许多干部也被逮捕杀害了。一时间，江西的老百姓对红军心灰意冷，失去信任。
黄克诚当时任红4师第3团政委，在打“AB团”的行动中，他也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团里打掉了不少人，八九百人的一个团，一下子就打掉了百把人。尽管与其他团队相比，这个数字还算少的，但也使部队伤了元气。
几十年后，回首那段历史，黄克诚仍感到无穷的内疚和惭愧。他在自述中这样说道：在打“AB团”扩大化的错误行动中，我对“AB团”的存在及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的，从而铸成遗憾终生的大错。至今回想起来，犹感沉痛不已。
如果要细算历史旧帐，仅此一笔，黄克诚颈上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抵偿的。黄克诚一生顶天立地，光明磊落。在他一生为数不多的他自己心中有愧的事件中，打“AB团”无疑对他的伤害最大，使他刻骨铭心，所以后来凡是碰上搞肃反、整人之类的政治运动，他就不再盲从了。
果然，在第3次反“围剿”前夕第二次大规模肃反打“AB团”的时候，黄克诚就开始有意识地抵制了。
这时，黄克诚已经是红3师的政委。一天，肃反委员会给红3师交来一份“AB团”分子名单，要黄克诚抓人。黄克诚坚决不肯，说道：“以前是说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可是在你们要抓的人里面，有哪一个是地主富农？这全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啊！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肃反委员会的人蛮横得很，说：“他们就是反革命，一定得抓。”
黄克诚看到名单上有两人是优秀连队干部，实在不忍心让他们被抓走，就暗自派人传信，让这两人跑到附近山上躲起来。每天，黄克诚派人送饭上山去。
尽管如此，这两人的踪迹后来还是被肃反委员会的人发现了，他们抓走了这两个连队干部，并很快杀掉了。
黄克诚悲痛万分，他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滥杀无辜，这一下他被怀疑有政治问题了，也被肃反委员会的人抓了起来。
彭德怀得知此事，立即赶到红3师，问委员会的人为什么要抓黄克诚，肃反委员会的人拿不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就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气愤地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斗争嘛，怎么能采取捕杀的办法呢？”
肃反委员会的人理屈词穷，只好将黄克诚释放了。黄克诚幸免一死，但他的师政委职务被撤了，降到师司令部去当了个秘书。按级别论，他被连降5级。
这是他第一次被撤职。
第3次反“围剿”胜利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军事上露头。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南昌等中心城市；长江以北的红军积极进攻，造成威胁武汉、平汉铁路的态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一方面军开始进攻赣州，红3军团担任战役的主攻任务。黄克诚此时又被提为红1师的政委，他带着部队来到赣州城下，一看地形对红军进攻极为不利，组织部队攻击数次均受挫。黄克诚本来对红军贸然攻打大城市就持反对意见，这时更感到不应与敌人硬拼，于是他给军团部写信，要求撤围，但是没人理睬他。
过了几日，白军的援兵到达。赣州城内的白军乘势反扑，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黄克诚看到形势危急，急忙下令撤退，减少了部队损失。
红军骨干保存了下来，黄克诚却遭到“左”倾盲动分子的批判。3月，军团政治部召开干部会议批判黄克诚，指责他对抗中央路线。黄克诚不服，在会上同批判他的人发生激烈争论，说：“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他这种态度激怒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认为他不能带兵，撤销了他的红1师政委的职务，下放到师教导营当了政委。这一降，又是降5级。
1933年4月，在彭德怀的直接干预下，黄克诚再度被启用，担任了红3军团政治部代主任，不久，任红4师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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