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归纳说:80年代谈“主义”,90年代谈“问题”,是改革时期人文知识界的两大阶段。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西学东渐、思潮迭起,知识界盛行标新立异,理论思维活跃。而90年代气氛骤变,知识界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且“问题”也日益高雅化,国学、“后学”与官厅经济学成为三大潮流。秦晖则认为任何一元化的价值判断都是可疑的,“先洋人之忧而忧,后古人之乐而乐”也许并无什么坏处,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关怀也并不那么可笑;与古人对话、与洋人对话和与“上头”对话都没有什么不好,但与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缺少一种沟通也不是什么可炫耀的事。对80~90年代的学风、士风之变化,正如对这一时期世风、政风之变化一样,要下结论怕还为时过早。本书所收之文便在经济社会史的大框架下触及了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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