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希腊的战争史作一整体观察，遂又可以发现有一基本战略观念始终穿插于其中。那就是所谓“海权”(sea power)。据已故当代战略大师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的说法，此一名词原为修昔底德所首创，其意义即为“海之权”(Power of the Sea)，凡是知道如何征服及利用海洋的人，海洋就会把此种权力赐给他。概括言之，在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撤战争中，其最后胜负关键都是海权。尤其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更明白显示陆权不可能击败海权，但陆权若能建立一支有效的海军，则又还是可以达到这种目的，雅典终于还是败在海上。<br> 亚历山大的东征似乎与海权无关，实际上并非如此。假使他不是已经握有制海权，并且又已控制欧亚两洲之间的鞑靼尼尔海峡，则他根本不可能统率大军入侵波斯。其在爱琴海岸上的作战有一重要目的，就是摧毁波斯海军的基地，使其丧失争夺制海权的能力。<br> 西方文明本是海洋文明，西方战略思想也始终包括海权因素在内，尤其是大战略往往与海洋战略(maritime strategy)有其密切关系。从希腊时代开始，即已明白地显示出此种趋势。<br> <br> 拜占庭在其最后阶段，内部出现很多弱点，遂使国势日衰，难以自保。概括言之，可分下述七项：<br> (1)缺乏健全的继承制度，导致非常紊乱的宫廷政治，使中央常陷于无政府状态。<br> (2)维持帝国团结的文官制度终于完全破坏，于是中央丧失控制，地方形成割据之局，使外敌有乘虚而入的机会。<br> (3)人力基础日益薄弱，遂不得不增加佣兵的数量。佣兵又往往作乱，造成政治不安。以后由于领土缩小，经济衰落，遂不仅无可用之兵，而也无可筹之饷。<br> (4)以商业贸易为经济基础固然可以富国，但商业发展过度而农业不能与之平衡，结果遂为不仅不能强兵，而更可能动摇国本。<br> (5)宗教信仰的分歧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影响拜占庭与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增强其内部的离心力，使信仰不同的人民不效忠政府，甚至于引导外敌人寇。<br> (6)海权与陆权密切合作，弹性运用，本为拜占庭大战略的基础。制海权的丧失对于军事和经济都造成莫大的伤害。<br> (7)拜占庭的战略思想本以“持盈保泰”为其核心观念，但其君主之中又还是不乏好大喜功之徒，遂不免对国力作过度的耗损，因而加速国家的衰亡。<br> 拜占庭千年古国，其兴亡更是古老的历史，但诚如李德哈特在《为何不向历史学习?》书中所云：“历史可以指示我们应该”避免什么，即令并不能指导我们应该做什么。”从此种观点来看，则战略思想史的研究应能使学者获得温故而知新的启示。<br> <br> 日俄战争的教训显示现代火力的重要和攻击堑壕阵地的困难，但民族派并不因此而气馁。反而言之，日军的奋勇精神更增强他们坚信精神重于物质的观念。不过，战后又有新的思想出现，其立场大致是介于德拉果米罗夫和李耳之间。战争失败会带来自我检讨本属人情之常，在许多言论之中最值得介绍的是在参谋学院任教的尼兹纳莫夫上校(Colonel A．A．Neznamov)的意见：<br> 仅知基本原则不够，原则虽为永恒，但战斗工具则经常改变，而毫无疑问，方法和形式也会随之而改变。理论的任务就是要正确指明现代的方法和形式，并且甚至于还要向最近的将来展望。在最近的过去又有许多范例可供采用。其中包括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因素，例如铁路、电报等；具有战术重要性的因素，例如速射武器和电话等。<br> 尼兹纳莫夫认为俄国人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的主因，是在现代火力的时代中，他们仍然梦想刺刀的冲锋，期待战争中能产生英雄式的指挥官。于是他坚定地指出“火力决定战斗”(Fire<br> decides battl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指出战争的目的仍然是在速战中击毁敌军，但他又承认在其所想像的未来战争中，不可能获致这样的结局。不过，他也不曾预料到堑壕战的僵局，他仍然相信大兵团可以在广大的地面上实施运动战，双方都企图包围对方的侧面，而战争的持续不会超过几个月，所以应该还要算是短期战争。<br> 尼兹纳莫夫崇拜彼得大帝，不过他对于这位大帝的思想所作的解释却和其他的民族主义者有所不同：<br> 彼得大帝以其天才自能了解向外国人学习是利害参半。所以，他说：“今后数十年内，我们还是有模仿欧洲的必要，但过此之后，我们就应转过身来背向着它。”他甚至于梦想“我们能够赶上和超越它”。<br> 于是尼兹纳莫夫又说：<br> 今天历史又已重演，欧洲又已超越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再采取老方法，迅速吸收现成的和最好的东西，然后再把背转过来(turn our backs)。<br> 尼兹纳莫夫的这一段话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代表俄国大多数领袖人物和思想家的共同观点。他们都相信俄国可以也应该借用西方之所长，而不必害怕会因此而丧失其民族特性。这种思想也许一直持续到今天仍不丧失其影响力。<br> 总而言之，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战略思想的领域中并无太大的成就，而且也不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也许只有布罗赫的著作曾经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并曾在国外产生相当的影响作用。不过，尽管布罗赫在写作时所用的是俄文，但严格说来，他并不是真正的俄国人，而且与俄国的军事思想传统更毫无关系。<br> ……<br> <br> 书摘2<br> 毛奇的生平<br> 毛奇出生于1800年，其父本为普鲁士军官，后移居丹麦并归化为丹麦公民。所以毛奇出身于丹麦陆军，并在1819年初任尉官。他在1822年申请返回普鲁士服役。普鲁士陆军对于这位志愿投效的青年尉官待遇很苛刻，要他通过极严格的考试，然后再从最低阶级爬起。一年之后，他侥幸地被准许进入战争学院。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克劳塞维茨根本不授课，所以毛奇也就不曾亲聆其教诲。固然，他以后曾宜称其思想曾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但那可能都是从书中读来的。简言之，毛奇与克劳塞维茨只是徒有师生之名而已。<br> 战争学院的课程使毛奇获益匪浅。像地理、物理、军事史等课程都教得很好，所以也使毛奇对于这些学科产生了持久的兴趣。1826年毕业后他返回其团部服务，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充任军官在职教育的教官。1828年毛奇被指派进人参谋本部工作。此后60多年他都不曾离开参谋本部。除在丹麦和普鲁士陆军中当过5年中尉以外，毛奇就不曾充任任何队职。当他65岁时在普奥战争中实际指挥作战以前，他从来不曾指挥一个连级以上的单位。不过，在1835年到1839年之间，他曾被派往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使他有机会获得若干实际战争经验。<br> 在1820年到1830年间，毛奇的生活相当贫困，但他仍能安贫乐道，并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早年对地理最有兴趣，以后又曾对历史作深入研究。当他在战争学院毕业时，已通晓德、丹、法三国语言，以后又自修英、俄、意三国语言。等到在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时，又学会了土耳其语。这足以显示其天才与好学都异于常人。他的英语造诣颇佳，曾用两年时间翻译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来赚取稿费，贴补生活。其学识基础和表达能力都随着年龄而扩大，毛奇终于成为德国杰出作家之一，专凭其文章亦足以享誉千秋。<br> 毛奇不曾变成政治家或有创见的政治思想家。他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深知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他却坚持职业军人不干涉政治的原则，并诚意服从政治家的指导，尽管他有时会从战略观点向政府当局提出政策性的建议。毛奇是一位非常谦恭的君子，虽然热心工作，但却淡于名利。他沉默寡言，与世无争。诚如希里芬对他所作的赞扬：“极大的成就，极小的表现，质胜于文。”由于毛奇能以身作则，遂使此种作风也终于变成德国参谋本部的传统。<br> 毛奇在1855年奉派为菲特烈威廉亲王(Prince FrederickWilliam)的侍从武官，因此认识了这位亲王的父亲，那也就是未来的德皇威廉一世(William I)。他对毛奇可谓一见倾心，从此也就决定了毛奇后半生的命运。次年毛奇升少将。1857年，威廉出任普鲁士的摄政王，他上台之后所任命的第一批人事中就有派毛奇代理参谋总长一项。次年威廉正式即王位，从此时开始，毛奇就一直在此位置上到1888年为止。<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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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疑惑者即怀疑这本书的内容是否正确无误；进一步说，也就是对于其价值不敢作充分的肯定。不过，这又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因为甚至于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两位大师也都有此同感。约米尼虽相信他的《战争艺术》对于国王和政治家都是一本非常适当的教科书，但在作结论时又还是断言“在太阳底下没有任何东西尽善尽美”。克劳塞维茨的态度则更谦虚，他说他的《战争论》“尽管在形式上有其一切缺点，但事实上仍含有许多年来对战争深入思考和勤奋研究的成果”。这两位大师对于其传世之作都还不敢表示绝对满意，我何人斯，又怎样敢于自我肯定?
对于这本书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遗漏的确难于避免。西方战略思想所包括的范围实在大广大，资料也实在太浩繁。由于受到篇幅和结构的限制，以至于某些部分无法容纳而只好割爱，可以说是非得已，并非出于作者的无知或疏忽。其次，错误也必然存在，这多少又与资料来源有关，因为作者不可能完全利用原始资料，而有时必须依赖第二手资料。同时，又还牵涉到选择的问题，因为选择无法避免主观的判断。不过，作者又必须强调说明：即令有错误，但绝非故意扭曲；即令有主观，但绝非武断偏见。
就正面的贡献而言，这本书至少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下述三点主要目的：(1)对于各种思想都已概括说明其背景和来源；(2)对于不同的时代，都已分析其思想演进过程以及因果关系；(3)对于主要著作都已综合论述其重点，并阐明其影响和得失。
仅凭上述三点，这本书似乎也就应有存在的价值。事实上，不仅作者已作最大的努力，而且甚至于在西方，到今天也还没有一本像这样的综合战略思想史。所以，本书之作至少可以说是有总比无好。希望读者对其应保持虽不尽满意但仍可接受的态度。此外，作者又还可以保证，虽然遗漏和错误也许在所难免，但整个观点和方向还是正确的，至少不会对读者产生<br> 任何误导作用。
正像克劳塞维茨所曾说过的话，这一本书足以代表作者数十年来深入思考和勤奋研究的成果。虽然作者无所师承，但在治学和著作的过程中，又还是曾经获得许多前辈和亲友的爱护和支持。所以，在这本书完成之日，内心里对于他们也就充满了无法用文词来表达的怀念和感激。在此对他们深致诚挚的谢意。
——钮先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