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这个道理的，不仅有袁世凯。像杨度、严复这样一些学贯中西的大儒，当时也全力支持袁世凯建立“中华帝国”。
这些人的政治智慧和满腹经纶，都栽倒在一个简单的道理面前：民国的建立，已经让中国人爱上了“平等”。尤其是当时占据民国要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他们不希望再有人君临天下，自己重新沦为打工仔，沦为皇权的奴才。这种观念甚至不需要后来的五四运动那样的启蒙宣传。要让刚刚摆脱帝制的中国人对袁世凯三叩九拜，连袁世凯手下的爱将也难以接受，所以冯国璋、段祺瑞纷纷倒戈。通过设置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来打通国家与民众的联系，而将官僚和地方精英当作皇帝的代理人，这种“唯建皇极，经纬天地”的思想，随着清王朝的崩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对中国的政治体系有如此冲击力的，正是“民国”体制背后的“平等”观念。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或许潮涨潮落，中国人的自由或许时多时少，但“平等”这个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和制度却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衡量一个现代社会是否在向前发展，最重要的标杆，大概就是平等的程度。托克维尔在回顾西欧历史的时候，有点儿夸张地说，“在过去的七百年里，没有一件大事不曾推动平等”。把这句话套用到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去，或许更加贴切。
这里所说的“平等”，首先当然是“身份平等”的观念。与经济平等的观念不同，“身份平等”对政治秩序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如卢梭所言，“个人的身份是其他各种不平等的根源，财富则是最后的一个”。在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和广大农民也有“均贫富”这样的经济平等思想，但历来农民起义的结果，大不了只是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体系。当陈胜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候，他想的是“兄弟们也可以当王侯将相”，而不是“谁也别当王侯将相”。而袁世凯的失败给人的教训却是：谁也别再想当中国的皇帝了。
不可否认，这个“身份平等”的理想来自西方。中国的先贤，像墨子，虽然也有过“爱无差等”的念头，但两千年的帝制传统，早已将这些念头完全打消了。是“船坚炮利”的西方，将“平等”的念头又重新植入了中国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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