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朝鲜半岛的民众开始强烈意识到学习外语的必要性，从而设立了多家公立日语学习机构。日语教育史研究员樱井隆先生对此做了如下描述：
“高丽末期，为了培养翻译官，设立了国立教育机构司译院教授汉语。到了李氏朝鲜时期，该组织慢慢发展壮大，所教外语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到太宗15年（1415年），又追加了日语。这也是朝鲜和韩国公立机构日语教育事业的开端。”
据《太平记》记载，1366年（高丽末期），高丽国王派了17名使节访问日本。在日本室町时代，日本使节曾以“日本国王使”的名义先后60多次渡海访问朝鲜。朝鲜使节也曾先后多次赴日，从1398年为要求幕府取缔倭寇而来的“回礼使”至1590年的“通信使”，共12次。所谓的“通信使”是指国与国之间传达信义的使节，其目的是代国君表达诚意，促进睦邻友好。
朝鲜与日本两国使节的往来当然少不了众多翻译的工作。1420年赴日的回礼使通事（翻译官）中，有一个叫魏天的人，精通日语和朝鲜语。魏天本来是中国人，他在小时候被掳劫到日本，后来流落到朝鲜，随同回礼使再次去到日本。其间他曾回过中国，一段时间后又到日本担当翻译。魏天出生于1350年前后，据说他跟随回礼使去日本担任翻译时已是70岁高龄。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他从小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日语，也掌握了朝鲜语，还有可能会说汉语。
江户时代，日本实施闭关锁国政策，朝鲜是唯一一个与德川幕府维持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从1607年到1811年，朝鲜共12次往日本派遣通信使。通信使通常是由300到500人组成声势浩大的使节团，往返于大阪和京都、江户、近江之间。使节团里除了正使、书壮官外，还有很多儒家学者、僧侣、医生、文人画家、翻译官等随同，他们会与日本的学者、僧侣、文入画家等开展各种交流。京都五山的僧侣们当时也充当口译员，还有些儒家学者通过文字和日本学者进行交流，林罗山（1583—1657）就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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