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心理学（第五版）》：
如果说在西方文化里，“人”可以被视作一种自然存在，“天赋人权”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源远流长，那么在中国文化里，“人”就只能被视作一种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因为中国文化里缺乏“天赋人权”的土壤。同时，如果说在西方文化里，“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人的完整自我，那么在中国文化里，“本我”只在婴幼儿和老年人的身上才有合法地位。对于青少年和成人而言，“本我”是兽性，不是人性，必须加以彻底涤除，否则，你就不是在做人，而是在做禽兽。因此，“做人”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一个人在未做好“人”之前，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去做事的。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伦理道德型特点的深层原因之一。这种思想至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从今人对“人才”的解释里可见一斑：一方面，在当代一些学人乃至平常人的心中，“人才”是先成人（成有德之人）后成才之义，一个人若未“成人”，要“才”干什么呢？另一方面，人主要是靠自己做出来的，而不是靠天赋的，因此，中国人实际上是将人的社会性作为确定一个人是“人”的主要依据，并将裁定一个人是否在“做人”的权利交给了他人、社会和国家。因此，中国人向来深信不疑的道理是：
自己肯作人，便是个人；自己不肯作人，便不是个人。自己是个人，别人也把你当作人；自己不是个人，别人也把你不当作人。别人把你当作人，你便真是个人；别人把你不当作人，你便真不是个人。（（清）刘芳喆《拙翁庸语》）
这种做人理念的最大优点是，以德性的有无为尺度，将人从其他万物尤其是禽兽中突显出来，强调人的独特价值与做人的尊严。这种做人理念的明显不足有二：一是易抹杀人的生物属性，进而不易重视和尊重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和基本的做人权利（基本人权）；二是割裂了德与才之间的辩证关系，过于优先考虑德在“成人”过程中的价值，而轻视才在“成人”过程中的价值，进而主张为学之道仅在“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因此，当德与才不能兼得的时候，自然容易滋生宁要德不要才的思想与思考顺序。这种思想若发展至极致，就会产生德与才完全对立的观点，导致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极“左”思想的滋生，这是当代中国人应引以为戒的。
因此，若想融会中西方做人理念的长处而避免其短处，当代中国人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就要树立“做人”与“做事”并重的理念。这实际上是一种“必仁且智”的完整的做人理念，它有利于促进当代中国人人格的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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