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青，男，1976年生于广东茂名，曾供职于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十余年，现为深圳市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文化政策、文化体制、文化行政研究，在《读书》等刊物发表过《关于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我们”如何论述香港》等论文，在《深圳特区报》等报纸发表书评、文化时评多篇，出版过个人著作《“先锋”书写与“个人”想象》及合著《文化权利：回溯与解读》、《学派的天空》、《公共文化服务概论》等。

　　从“上下联动”的角度，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分析我国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共六章：第一章阐述理论基础，即制度变迁理论，为透视我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提供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第二章探讨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演变过程，以及这一传统体制的特征。第三章分析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及其改革兴起的条件与表现，包括改革的动力来源、约束条件与路径依赖。第四章分析正式组织在制度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引出驱动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主体问题。第五章提出以“上下联动”来推动我国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的核心主题，探讨了上下联动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并以之观照文化管理体制创新所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障碍。第六章为《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研究》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建议部分，提出完善“上下联动”创新模式的制度设想与路径选择。

　　《上下联动与制度变迁：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1.“文革”结束与拨乱反正
　　以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革”内乱结束，新时期开始。
　　“文革”结束不久，以揭批“四人帮”历史罪状为契机，清算“文革”错误，推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全国的法律、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运转，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为此，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等四项决议。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通过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针对“文革”的灾难性后果，报告再次强调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清算了“文革”的错误，对政治的部分拨乱反正，对党组织生活、行政管理、社会生活尤其是国家法律的正常秩序的恢复，均产生了积极影响。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其重大成果是对《宪法》的重要修改，极大缓解了“文革”给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深刻危机，修改内容包括：重新确认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权力，恢复了正常的司法体制，恢复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若干规定，把民主法制摆到重要位置，删除了1975年宪法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条文，增加了“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规定。
　　作为政治上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决定开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重建了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同时，党政工作机构也纷纷恢复，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提议，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产生了新一届政府的部委机构，为国家和法律、社会秩序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无论是“文革”的发动，还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及其后的改革开放，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刻变迁，是制度的某种历史断裂及其再度寻求新的制度均衡。正如张旭东指出的那样：“苏联‘老大哥’崩溃之后，许多人一直在想中国为何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理由可以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两次‘例外状态’着眼去思考。第一个‘例外状态’当然是‘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国家悬置了它自身的法律常态。第二个‘例外状态’就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它以粉碎‘四人帮’开始，但实质当然是在邓小平复出、克服了‘两个凡是’之后，以‘实践／真理’讨论、‘解放思想’等一系列举措一步步把中国带出了原有的体系。”
　　2.文化管理机构的逐渐恢复
　　与上述党和国家秩序的恢复进程相适应，文化领域的秩序也逐渐正常化，其标志是文化管理机构的恢复。在对“四人帮”断然采取措施的当天，党中央派耿飚带人接管了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新闻机构，首先夺回了被“四人帮”长期掌控的宣传阵地。随后成立了由耿飚等人负责的中央宣传口，重新恢复中宣部，确定其职能为：掌管全国的宣传、文化和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协助中央在业务上指导中央所属和国务院所属的宣传、文化、出版单位的工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宣传部门有指导的责任。1976年11月，中宣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开始重新履行全国宣传工作的领导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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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现状
三、相关概念与分析框架

第一章 制度变迁理论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研究
一、关于制度
二、关于制度研究
第二节 制度变迁理论
一、马奇和奥尔森的制度变迁理论
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三、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
四、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
第三节 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适用性
一、作为制度安排的文化管理体制
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制度变迁
三、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当代中国的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

第二章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建立、演变与特征
第一节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建立（1949-1956）
一、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建立的基础条件
二、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组织架构、运作机制与制度规范
三、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建立的经验来源
第二节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管理体制的演化（1956-1965）
二、“文革”对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破坏（1966-1976）
三、新时期文化管理体制的修复（1977-1979）
第三节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特征
一、文化管理的政治化
二、文化管理的集权化
三、文化管理的规制化
四、文化管理的专业化

第三章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兴起
第一节 传统文化管理体制的制度弊端
一、政治化导致了文化的泛意识形态化
二、集权化排斥了多元共治格局的建立
三、规制化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与激励机制的缺失
四、专业化导致了管理机构的膨胀和管理成本的提高
第二节 当代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兴起与进展
一、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兴起的背景与条件
二、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兴起的表现及其阶段性进展
第三节 改革的动力来源、约束条件与路径依赖
一、激励机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
二、改革成本：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约束条件
三、变与不变：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第四章 制度变迁的组织因素：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主体分析
第一节 组织与制度变迁
一、马奇、奥尔森的组织与制度理论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导性制度变迁中的组织
三、诺斯等人的两大行动集团理论
第二节 我国文化管理的组织主体
一、中央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
二、地方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
三、微观文化主体
第三节 三大组织主体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一、中央政府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二、地方政府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三、微观主体与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第五章 上下联动与文化管理体制创新
第一节 上下联动与改革开放
一、我国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的上下关系
二、上下联动是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
三、上下联动是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的基本模式
第二节 上下联动与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212，
一、上下联动与文化管理体制的渐进改革
二、上下联动与我国文化管理的制度创新
第三节 从上下联动看文化管理体制创新的障碍
一、党政关系与职能分工的模糊
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悖论
三、条块分割与职责同构的难题
四、整体原则与地区行业的差异
五、制度效率与意识形态的两难
六、利益调整和动力不足的困境

第六章 完善上下联动创新模式的制度设想与路径选择
第一节 调整管理主体关系，重组党政职能与组织系统
第二节 集权与分权相协调，优化央地政府责权利配置
第三节 实现改革的合理化，完善政策制定和运行机制
第四节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鼓励地方政府的适度竞争
第五节 完善激励评估机制，增强官员的制度创新动力
第六节 松绑意识形态紧箍咒，创新意识形态管理方式
第七节 推进存量和增量改革，建立文化共同治理结构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