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阅读书香文丛：约会书本》：
余生也晚，未能亲聆巴金先生謦欺，只能通过他的作品与之交流，去走近他的内心世界。
庚寅秋日，我去拜访巴金的胞弟李济生先生回来不久，收到了巴金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立民博士的邮件，信中说：“曾闻您数次到江南，下次来沪盼打声招呼呀……”信中有责备之意，我是怕给他添麻烦才没有告诉他。立民兄随信寄来了刚刚出版的《与巴金闲谈》一书，适逢我欲作晋、陕、豫三省之旅，便把这书带上，在路上阅读。外出旅游带一册心仪之书也是我多年的习惯，在探幽访古、饱览秀丽山川的同时，亦有书香相伴，这样的旅行才更有韵味。
《与巴金闲谈》是姜德明先生的著作，该书曾于1991年1月由文汇出版社初版，2010年7月由巴金研究会策划，作为“巴金研究丛书（甲编)”之一，由香港文汇出版社再版，限量印刷一千册，每册都有编号。
《与巴金闲谈》初版本只有一百多页，再版时增加了姜德明先生1996年10月到杭州见巴金后写的《又访西子》及《走近巴金》等九篇，同时增加了“巴金致姜德明书信手迹（图版)”和“姜德明藏巴金部分著译（图版)”两部分，使该书增至二百多页。附录中彩印的巴金书信手迹和巴金著译书影更增加了该书的价值。
姜德明每次出差到上海，巴金每次到北京开会，姜德明都要去看望巴金先生，两人见面除了代老朋友相互问候外，所谈内容全是关于书的话题，许多谈话都具史料价值。1979年4月12日，姜德明去宾馆看望到北京开会的巴金。谈到巴金当年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曾为萧红印的几本书——《商市街》《桥》《牛车上》。巴金说：“萧红的《商市街》是鲁迅先生介绍给我出版的。以后我同萧红认识了，又陆续给她出版了两本书。”姜德明问他，抗战开始后，他同茅盾合编的《烽火》为什么后来茅盾不编，只作了发行人。巴金说，在广州出版《烽火》的时候，茅盾去了香港，因此由巴金一个人来编。“当时办理杂志登记时，需要有个发行人，我便找茅盾要了一张照片，由他当发行人，我当主编。我编刊物还是跟茅盾学的，因为他有经验，版式也画得很工摩蓼。” 一次谈到书的印装问题，巴金说：“现在的书都运到县里的农村小厂去装订，技术水平不高，包括我们的设计，装帧水平，同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距离。再就是太慢，当年我们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时也没有自己的印刷工厂，半个月就可以出一本书。那时有的书稿是靳以看过交给我的，反正大部分稿子在发表时我也都看过了，也用不着像现在似的二审、三审，所以办一个出版社也就用不着那么多人了。我还兼作校对。
当然，现在情况不一样，那时写东西的人不多，书也少。包括北新书局和上海杂志出版公司也都没有自己的工厂，还是出了不少好书。” 姜德明在上海淘到好书也总是带到巴金家里请他过目，当姜德明把刚买到的1937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丽尼译的屠格涅夫小说《贵族之家》让巴金看时，巴金说：“这种精装本只印了两种，还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罗亭》，陆蠡译的。包括《贵族之家》都是黄源编的‘译文丛书’当中的一种，也是‘屠格涅夫选集’的头一种。我还给这套书写了书刊广告。” 姜德明每次去看望巴金都能得到巴金的赠书，建国后，巴金先生的书印数都很大，动辄数万或几十万。在一次聊天中，巴金告诉姜德明，他20世纪30年代自费出版的一本叫《过去》的书，印数少得不可思议，只印了四十几本，赠送朋友。该书收录了一些外国革命家的照片，有巴金写的介绍式的评论文字，姜德明这样的收藏大家也没听说过该书，巴金原来自己收藏的一册也在“文革”中自行销毁了，只剩下了一张钱君匐画的封面。
他们每次聊天都会引出一个经典的故事。1982年6月18日，姜德明与黄裳一道去看望巴金，三位爱书人聊天，一定是精彩的。聊得兴起，巴金起身到楼上找出了一本周作人的书《药味集》给他们看，黄裳接过一看，说：“这是我的书么！还有我的签名，连同周作人当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给我写的这张钢笔字的诗亦在。”当时，黄裳是上海《文汇报》驻南京的记者，曾去监狱采访过正在坐牢的周作人。20世纪50年代末，黄裳运交华盖，曾卖书换粮，维持生命。真是太巧了，巴金回忆说，1964年前后，他让上海旧书店的人为他找一些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出的书，不久书店给他送来一捆，放在一个角落里始终没有打开。“文革”开始后，这些书就地封存了。巴金说：“好了，现在真正物归原主了。”谈到这段经历，姜德明在文章中写道：“黄裳翻看着这本失而复得的书，我想他可以为此写篇书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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