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选择是此地区的国家请求与一个或多个美国智库发展合作关系，协助这些国家已存在智库的能力建设，并建立新的智库。此类选择有先例。中欧和东欧国家从苏联分离出来时形成了巨大的公众政策真空。当时，布拉格新成立的国际关系学院与一家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借助皮尤慈善信托基金（the PewCharitable Trusts）的资助，前者从后者身上学到了看上去很简单的事情，比如怎样出版杂志，怎样建立完善的档案制度，怎样保留记录和分包多种服务，怎样撰写提案，怎样设置电话和传真线路，怎样与新闻界沟通，怎样形成和分发出版物。这一选择使得“增加基础支撑和发展援助”以及打开通往“廉价信息流”的大门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这种跨国合作将扩大国际议程。①
很多国家明显没有参与到这种机构对机构的学习中，它们有其他方法可以从发达的智库社区中学习到经验。美国和英国的智库人（thinktankers） -管理者和行政人员而非博士——可以在不同时间段被派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以辅导新的、扩张的或者不断发展的机构。在限制较少的地方，未来可以详细研究如何就这些方面形成共识。对智库影响力的挑战
尽管智库在各自地区都被认为能够胜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但它们都受困于诸多限制，以至于影响到它们的运营和成功影响决策的程度。如同之前所提到的，智库致力于研究美国以及全球问题和挑战，包括但不仅限于：资金议题、政治认同、文化和语言障碍以及管理理念的竞争。
如今智库（不考虑其所处的位置）面临最大的全球性问题，恐怕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资金问题。全球相当数量的智库每年的资金都来自个人、公司或其他公众和私人企业的捐赠。因此，这些智库很容易就会受捐赠者利益的支配，从而将工作重点放在孤立的、具体的问题上，这与保持广泛的研究能力背道而驰。这种要求从事具体项目的资金对创新潜力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严重的预算限制及“财政制约和国家限制”（fiscal restrain and state entrenchment）使智库无法雇用必要的员工来开展决策者所需的研究工作。智库还得面对加剧的、对于更少资金的竞争，特别是对于那些更少的国外来源资金的竞争，这降低了它们对国内资金的替代和资金多源化的能力。已经稀缺的国内资金资源加剧了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到了不依靠国外的支持，智库就无法全面运营的局面。持续的竞争产生了更多合作和依赖，这让人不禁怀疑智库还能否真正保持独立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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