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7日，中国农历是辛未羊年腊月十三。
腊月又称季冬、淙月、嘉平月、丑月、冰月、残冬。腊月里有五个重要的日子：腊八节；腊月二十三，官方送灶王爷上天日；腊月二十四，民间送灶王爷上天日；腊月二十五，接玉皇大帝回宫；除夕日，封井祭井神，贴春联迎财神。腊月是人间和神界迎来送往最繁忙的月份。礼多人不怪，礼多神也不怪。
旧时，北方人家家供奉灶君，每年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上天胡说。七天以后，年三十晚上，却又恭敬地请回灶君。
一个叫张琦的人调侃地写道：灶君是北方人又爱又恨又甩不开的神仙，只好年年耍弄他一次，再请回来准备第二年接着耍他。这也是幽默，是对神的幽默，自然也是对生活中无可奈何的权势的一种讥讽，倒不全是迷信。把腊月二十三定为“愚神节”挺不错，比“愚人节”要超脱、无害，幽默得多。在这一天，让所有受神们压抑的凡人都尽情地揶揄神仙，表现出自己的才智，多有意思。让那些想当活神仙的人，看了也心悸。
人间也是如此繁忙。
白云机场、虹桥机场、首都机场、贡嘎机场、双流机场，中国所有的机场起落架次增多。
广州站、上海站、南昌站、南宁站、长沙站，中国所有的站台都站满了人，车厢里都挤满了人。送站、接站；大包、小包；拎箱的，拉行李的；打工的，经商的，做官的，读书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回家过年！腊月，是中国人临近春节流动的高峰月。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这个月份，天上、地下、陆地、水上，至少有两亿人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在流动。
腊月搂着正月，辛未年牵着壬申年，羊年的肥尾巴扫着猴年的小脑袋。过年的气氛像雾、像雨、像风、像空气和阳光弥漫在中国大地。年味的浓度乡村比城市浓，小城镇比繁华大都市浓。杀猪宰羊，腌菜熏肉，买鞭放炮，过年了，过大年了，送走羊年迎猴年了。
中国人过年的节日意识之浓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除夕夜晚全家团聚的“年夜饭”称为“团圆饭”，全家人围坐圆饭桌，一盘圆火锅，鱼圆，肉圆，取意“三圆”。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古籍中说的“载圆覆方”，指天为圆，地为方。《易经》说“圆而神”，崇“圆”也就是敬天。历代帝王也被封为“真命天子”，于是“圆、天、神、帝”成为一体。由于长期崇“圆”的民族心理，民间就将“圆”与敬天、吉祥、万事如意画了等号。
北京。入冬后落下的第一场雪刚刚融化，天空似乎还弥漫着雪花的碎影。国槐、小叶杨、梧桐、柳树都裸露出光秃秃的枝杈，行人都裹上了厚厚的皮衣、棉衣。落在古香古色红墙金瓦上的雪已无影无踪，落在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和地坛的雪也早被寒风和冬阳驱走，只有背阳处旮旯儿里的残雪还在诉说着冬的淫威。雪下得快，也融得快。腊月的北京，就在雪落雪融、半阴不晴、似有喧哗又无声响中静候着春的来临。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
从景山后街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一溜儿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驶出，经过天安门，驰过北京饭店，驰过王府井，在警察的注目礼中，一路绿灯，驰进北京站。
北京火车站，中国第一站。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最重要枢纽，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而在东侧的一个月台上稍显冷清，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警车开道，两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依次停下。小平夫人卓琳，坐着轮椅的邓朴方，胖胖的邓林，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邓家的大秀才邓榕，小儿子邓质方及女婿、儿媳、孙子、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一行十余人，踏进了专列。
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
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
又一列火车驰进轨道，站台上重新是人声鼎沸，喧闹四起。
驰出北京站的这趟列车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办和铁道部部长，没有人知道开往哪里。
按照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担任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人，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正常退休后，依然可以享受此种规格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安全保卫待遇。
所谓专列，就是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时的专用列车。中央主要领导出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可分为专车、专列、专机。
建国初期，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乘坐的专车多是苏联造的“吉斯115”高级轿车。
毛泽东坐的是一辆黑色的防弹“吉斯”。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坐过这辆车，回国后，斯大林把它送给了毛泽东。1971年9月毛泽东南行时，洞悉林彪政变阴谋，他返抵北京丰台后，正是这辆“吉斯”载着他一路平安地回到住所。
20世纪50年代，部长级的领导人多坐苏联造的“吉姆”，如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专车即是1952年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的“吉姆”。唯有外交部长陈毅坐的是德国“奔驰”轿车，但他没坐多久，便送给了长春一汽，为生产“大红旗”轿车做了样本。
1958年，“红旗”轿车试制成功，这种车身长近6米，设三排座，人称“大红旗”。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是正式乘坐“大红旗”的第一人。1966年，首批20辆“大红旗”轿车替换了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苏联车。
60年代后期，“红旗CA722”轿车开发成功，这种防弹“大红旗”专供政治局常委使用。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的“大红旗”无大差别，只是略为高大一些，实际上该车全身装甲，底盘防爆，防弹车窗玻璃厚达十几毫米，轮胎能自动补漏。
林彪最喜欢汽车，第一辆防弹“大红旗”送到北京后，便“孝敬”了林彪。林彪一闷就让司机载着他满北京城转。1971年9月12日深夜，就是这辆车，载着林彪一行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防弹“大红旗”共生产了12辆，除了林彪外，周恩来、朱德以及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都乘坐过。而毛泽东在1972年才坐上自己的防弹车。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坐“大红旗”进入中南海，“红旗”轿车因此名扬世界。
80年代初，“红旗”轿车停产，中央领导相继配备了进口轿车。90年代，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中央领导人不坐进口车。因此，中央领导换乘国产的一汽奥迪轿车。
现在的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大多是乘专机视察工作，它的特点是安全、快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领导主要是乘专列出行，毛泽东尤喜乘专列出行。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组，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行，三趟专列同时开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每次的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厢，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的车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
邓小平1992年途经江西鹰潭时，曾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地说自己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专机师副师长王进忠在其《云中岁月》一文中透露：他为毛泽东开过专机，也为十大元帅和当时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开过专机。
专机飞行同所有其他工作一样，也有它的具体规范。一本《专机工作条例》，从飞机状况，工程机械保障，气象保障，组织实施，机组人员选择配备，到飞行人员飞行前应完成哪些准备工作，如何与沿航线各地面部队、当地政府协调配合……林林总总，都有极其详细的规定。但早年的《专机工作条例》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它没有明确规定同一架飞机上，究竟可以乘坐几位政治局以上的首长和几位其他不同级别的首长。有一回，中央政治局在广州召开会议，王进忠驾驶的飞机上同时乘坐了四位政治局委员。
飞行员都有一双视力过人的眼睛，王进忠每次执行专机任务时都观察所乘客人的喜好和生活习惯。
在王进忠的记忆里，毛泽东在飞机上的特点是不停地工作或学习，他人还未登机，书、文件就摆在桌子上。凡飞过毛泽东专机的人一致认为，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英语课本，这与毛泽东那几年正在攻读英文有关。
周恩来总理是众所周知的大忙人，自然总是在批阅文件，与人谈话，抓紧点滴时间工作。
刘少奇坐飞机时，常把王光美带在身边，王光美则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刘少奇秘书的角色。为了使刘少奇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王光美让刘少奇倚靠在床上，她读文件，刘少奇闭目静听，当听到重要段落时，他会睁开眼把文件拿在手里，再认认真真地阅读。
朱德的习惯与众不同，他喜欢同飞行人员挤在又窄又小的驾驶舱里，不愿意待在舒服宽敞的客舱。常常是飞机还没有改平飞，他就抱了一个大枕头进来，和大家一起拉家常，问寒问暖、问长问短。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