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夫·德里克在杜克大学专攻中国历史并且教授历史。他近来的著作包括《革命之后：警觉全球资本主义》（卫斯理大学出版社）、《作为文化生产空间的亚太地区》（与罗博•威尔逊合著，杜克大学出版社）、《学校走进田野和工厂：1927年至1932年间上海的无政府主义，国民党和劳工大学》（与陈明銶合著，杜克大学出版社）。他的论文集《后殖民的预兆：全球资本主义下第三世界的批评》将会出版。

保罗·希利在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和亚洲研究导论。他发表过有关共青团的专题著作，并撰写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章。近期他研究阶级斗争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辩证法。

尼克·奈特在位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格里菲斯大学教授政治学和中国政治学。他的著作包括《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与柯林•麦克拉斯合著，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毛泽东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著作，1937》（M. E.夏普出版社）和《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向中国学习，1981-1989》（M. E.夏普出版社）。他刚刚完成一项研究并出书，名为《李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维斯特维尔出版社，即将出版）。

该论文集在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出版标志着海外有相近研究旨趣的“批判性左翼”学术共同体，首次以“集体”的形式向毛泽东研究的传统经验主义范式发起了有力挑战，试图通过引入批判性的激进理论资源和跨地区的对比视角，以丰富毛泽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而促使毛泽东研究走上理论化、规范化的道路。

该论文集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分主要论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集中讨论了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面向，意在凸显二者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复杂而非化约的关联性，进而打破毛泽东思想乃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之异端的迷思。“全球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毛泽东思想”部分则围绕毛泽东主义与历史特殊性这一问题意识，讨论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政治运动和政党的影响。这是学术界首次合力协作评估毛泽东思想的全球影响，为新世纪以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导 论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和批判性学术研究
1993年，中国官方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庆典正巧赶上民间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兴趣的复苏，官方纪念行为有助于加强这股源自于民间的趋势。此次“毛泽东的卷土重来”发生在若干层面上，其中位于表层的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与毛泽东相关的纪念品销售相当活跃（如印有毛泽东像的能够播放歌曲《东方红》的打火机，在出租车里悬挂的类似圣•克里斯多夫圣像的毛泽东徽章，以及印有毛泽东画像的挂历和各种毛泽东印章）。关于毛泽东生平的著作和文章的大量涌现更为实质性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其中有些出版物（“回忆”）公开了这位已故领导人个人生活中私密的、有时甚至是一些花边新闻。与官方对毛泽东百年诞辰庆祝（召开各种会议、出版相关书籍、举办展览、播放电影等）活动同时出现的是一股对这位已故领袖更深情、更平民化的怀念浪潮。这种怀念之情无疑是一系列情感的公开表露。最简单地说，这只不过仅仅是表达了人们对这位著名的强势领袖日常生活中各种行为的好奇;但是从一个更深刻、更严肃的层面来看，这种怀念之情反映出许多中国人的焦虑和不安———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当下中国发展的速度和方向，而这种变化业已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这种怀念也表明国人对从过往历史中想象出来的“事实”的一种渴望。非官方层面对毛泽东崇拜的再度兴起体现了部分人对现行政策的不满，这股不满力量尽管刚刚起势，但仍是一种切实的表达。但由于民众未对中国领导人的合法性和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连贯性同时提出质疑，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的兴趣和敬意不能够被剥夺。
中国当下“毛泽东热”的再度兴起可以被看做一个及时提醒，即毛泽东留下的是一份复杂且变动不居的遗产，人们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认识不能够仅仅局限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认可的框架之内。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对有着不同经历的中国人来说，意味不尽相同。人们对毛泽东各式各样的理解产生了不同的、各具特点的效应——从简单层面（如挂着毛泽东的挂历做装饰）到复杂层面（如通过诉诸毛泽东从而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共同抵制腐败）都有所体现。人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建构和引用层出不穷，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所著文章以及研究毛泽东的文献数不胜数、种类繁杂，而且就连那些促使对毛泽东产生兴趣的关怀本身也是各式各样、不断变更。例如，我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颂扬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传达出来的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决定性评价之间进行对比。掀起对“资产阶级司令部”猛攻的红卫兵与利用各种手段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都维护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他们提及和诉求的毛泽东所代表的含义却不尽相同。对于前者来说，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的洞见——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阶级斗争，需要继续革命以及有必要持续不间断地警惕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代表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所做出的重要且影响持久的贡献。而对于后者来说，毛泽东被安置在特定的秩序中，并且受到限制——这里提到的毛泽东不包括1957年以后被认为犯了“左倾”错误的毛泽东。
1981年的《决议》将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所犯下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错误记录在案——过分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蔑视客观经济规律，扩大并绝对化阶级斗争以及错误地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界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广泛赞誉、被吸收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概念中的一些具体主题，则被认定为是错误的，“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事实上，《决议》远比简单否弃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各种理论和政策走得更远。为了清除毛泽东的一些负面影响，并对追求“现代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行辩护，需要着手处理两个相关问题，即将一些思想纳入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并将另外一些毛泽东的个人思想排除出去。首先，毛泽东是一个更大的、共同奋斗的集体中的一员——“毛泽东思想”（MaoZedong Thought）不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凝聚的产物，而是在集体共同的努力下诞生并得到发展的，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仅是毛泽东，许多人都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通过在毛泽东的所说所写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间做出区分，毛泽东的思想中那些被认为与新时期任务不相适应的方面，被有效地排除在了“毛泽东思想”之外。这种排除能够成为可能，恰恰是因为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一种“方法”，其精髓在于“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如此一来，毛泽东1957年之后发表的一些具体主张可以被否弃，但他的继任者却仍然可以宣称自己忠诚于“毛泽东思想”。这种逻辑理路与卢卡奇（Lukács）的逻辑理路有惊人的相似:他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除了与辩证法本身有关外，与马克思所做出的任何实质性主张都没有关系。对于卢卡奇来说，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完全（intoto）抛弃马克思的所有论点——而从来不必宣称放弃其正统地位”［6］。然而，尽管该决议的政治意义重大，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正当的理由被局限在《决议》的教条之中。事实上，坦率拒绝《决议》试图凭借“明确的”界定所强加的限制，并接受毛泽东的思想（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界定）——基于全部有毛泽东署名的作品所阐发的观念（这里不考虑作品归属中各自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文章观点上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的定义，就为批判性左翼（critical left）的介入打开了空间，本书中收录的这些文章就是他们进行探索发掘后所做出的一系列贡献。
毛泽东思想的建构和展开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多样性。在政治层面，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政治运动。尽管这些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已经改变，但是这些运动都从毛泽东的文章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中获得了某种形式的鼓舞。鼓舞的形式多种多样，从一种纯粹的献身，到在追求革命理想过程中使用暴力，再到试图渗透进一些前方组织和贸易联盟中，从而使他们的政策变得更加激进;从相信毛泽东主义对文艺理论的论述到信仰不发达国家的农民群众能够联合起来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剥削进行斗争从而实现解放。从巴黎的林荫大道到秘鲁的穷乡僻壤，毛泽东思想业已成为由各种原则和理想组成的混合物，人们从中提炼出了对可体察到的不公平进行激进改革与抗议的多种战略。毛泽东思想在地理版图上的扩散凸显出其作为革命话语的复杂性，因为它能够顾及到对状况迥异的语境中所存在的压迫和不满的关怀;毛泽东思想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各种运用，都强调了一点，即人们从毛泽东复杂的话语中解读出了不同的讯息和内容，存在差异的理解方式鼓动大家追求各种各样、并非总能兼容的目标——这在当代中国“毛泽东热”复苏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对毛泽东思想可能是什么的多样性解读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论，即任何对其生平、思想和政策的评估都不可能是结论性的——即便对于诸如1981年《决议》这样的政治性权威声明来说也同样如此。严格说来，一个评估甚至不能被描述成“初级的”，因为这样以来就等于是暗示了，如果随着时间的发展，所有的证据都呈现以后，做出一个最终的且无可争议的判断将会成为可能。但正像阿尔都塞的“终审”概念一样，这种试图对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做出胜利洞见的终极时刻是永远不会到来的。这里不存在“历史的终结”;我们没有资格将“历史”视为具有统一标准、真实含义明确且不可置疑的进程———如果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突出了对历史的某种特殊理解，由于这种理解方式居于主导地位，就会遮盖与之相抵牾的历史的存在，而这些历史往往是边缘化的，并处于弱势地位。
当谈到毛泽东及其思想时，我们最好还是不断提醒自己，观点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是必然的。这种多元性不仅仅反映在那些为政治目的而不当曲解毛泽东的人身上，而且也呈现于学术研究领域。但是这种多元性的理解并没有轻易被西方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所接受，对毛泽东问题的探索也未显示出足够的理论深度。相反，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所采取的往往是一种相当自鸣得意的经验主义路径。这种经验主义路径认为在话语中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会存有疑问的实践;这种经验主义依赖于对毛泽东文本中所反映出的生活和思想的孜孜不倦但往往又是非理论性的关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似乎赞同E.P.汤普森（E.P.Thompson）在针对“阿尔都塞式的困境”时所提出的引人注目但充满争议的说法———“理论的贫困”，他们自己在明显无意识的情况下优雅却又坚决地击碎了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辛迪斯（Hindess）和赫斯特（Hirst）等诸多学者所坚持的关于“事实”中立性和被给予性（givenness）乃是真理独立裁决者的迷思。在毛泽东的研究者中，一种典型的研究方法是由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Wom-ack）所鼓吹的“内部”研究法（“invivo”method），当然这种方法的支持者绝对少不了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Schram）。［8］他们相信如果能以适当的客观精神来严肃对待可供使用的证据，他们将会达成一个初步但至少是客观的解释;当毛泽东的全部文本均能公诸于世并且所有相关证据皆可获得时，人们对毛泽东的最终判断将可以实现。毛泽东的研究者使用“初步”一词来描述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估或者重新评估并非巧合，因为这与毛泽东研究中假定的任务———在未来某一时刻，给予毛泽东确定性的评价———是保持一致的。在这种幼稚的经验主义路径的鼓动下，经过建构和定义的毛泽东及其思想呈现出一幅与众不同的、基本属于负面的形象。如今该形象广泛流传，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圈，普通人心中的毛泽东形象也受该形象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形象占据主导地位无疑会造成一些后果:一方面个人将会对中国元素的东西产生反感，另一方面各国将会在政策层面对中国做出回应。

第一部分 导论
第一章 毛泽东思想和批判性学术研究
第二部分 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章 绿色政治时代中的毛泽东与妇女问题：一些批判性反思
导言：毛泽东妇女思想的当代解读
激情政治：毛泽东有关妇女和社会问题的早期观点
社会关系的生产：性别问题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
毛泽东对父权制摇摆不定的批评：中国的独特性问题
自然史和人性：自由与嵌入问题
当代第三世界背景下毛泽东的观点：一个环境论女性主义者的解读
第三章 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
现代化 现代性 现代主义 反现代主义
毛泽东，第三世界现代性及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伟大的试验家
毛泽东思想：批判性透视
第四章 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关于“正统” 的问题
毛泽东研究中的“正统”
存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吗?
只有一种“正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进
“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 1931—1936
毛泽东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规律：“正统”与否?
结论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正统之典范：毛泽东论社会形态与社会变化
采用新的解读方式：概述
生产关系所呈现的效果
结论
第六章 毛泽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好问题，坏答案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式，他对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 以及该分析的优势和弱点
对毛泽东问题式内容和影响的批判
结论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定义的问题
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革命，1921—1949
毛泽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后革命时期的中国： 毛泽东时代
斯大林主义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八章 无限的缩影：毛泽东哲学中政治意图的践行
导言
启蒙的中介支柱
毛泽东哲学中的认识关系
无限序列的趋向性
结论
第九章 毛泽东和阿尔都塞的遗产：辩证法的问题式，另类现代性以及文化革命
明确联结中的理论结构
矛盾的特殊性和另类现代性的问题式
矛盾的不稳定性和文化革命
第三部分 全球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毛泽东思想
第十章 安第斯山脉的毛泽东主义：秘鲁“光辉道路”共产党及对历史的拒绝
阿亚库乔和战争的起源
冈扎洛思想的原则
对历史的拒绝
重思未来
第十一章 印度的毛泽东主义：纳萨尔巴里的意义
纳萨尔派
革命战略：阐释“过激”
封建主义和权力
粉碎塑像
阐释塑像粉碎运动
粉碎塑像的政治
结 论
第十二章 龙之种：毛泽东主义模式在越南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结论
第十三章 毛泽东和战后日本左翼纳萨尔巴里的意义
中国革命模式
毛泽东思想：批判性透视
民族问题和共产主义的“人民战争”
1960年代知识分子中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与新左翼
第十四章 毛泽东主义和菲律宾共产党的发展
结论
注释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