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聪明人会相信一些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为什么有时候虚假消息的传播会引发暴力行为？人类究竟拥有哪些权利？我们是否有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权利？什么能让人幸福？动物是否也有权利？我们有权利结婚吗？如果有，我们该娶谁、嫁谁？美国是否该因气候变化而补偿贫穷国家？在面对一些最基本的异议时，比如就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谁是所谓的极简派，谁又是中立者？
我曾撰写数百篇学术文章，在这里我列出了最具争议的议题。学术文章通常不会引起人们太多关注，而本书涉及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不排除有对号入座的危险。其中有些问题人们谈之色变，主要是因为著名电视媒体人格林·贝克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宣称我是美国头号危险分子。他凭什么这样说我？主要就因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尤其是那些与美国第32 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有关的言论，即阴谋论和针对动物权利的提法。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读过我的文章，但是我经常收到攻击性邮件，有些人甚至公然说要杀了我。
2009~2012 年，我有幸担任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管。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管常被人称为“法治沙皇”。笑话！美国怎么可能有“沙皇”？然而，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管的确有点儿权力。要当上这个主管，你得获得总统本人的提名，再由国会确认通过。依美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总统提名的官员人选想得到国会的批准，要经历非常严格的政审。而对于像我这样的“文人”，国会需要审核我发表的文章和著作，这肯定比审核其他候选人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上任后，他们也得多留个心眼儿，免得我日后发表什么让人始料未及的过激言论。我在政府工作前当然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更没有想到，本书中的某些观点竟使一些人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聪明人信鬼话，尤其是相信不切实际的阴谋论。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认可这些阴谋论可能导致暴力甚至恐怖主义的行为。很多恐怖主义者的激进行为就是受到了虚假阴谋论的唆使。其实，倘若没有人散布阴谋论，人们不相信这些胡话，很多恐怖主义行动根本就不会发生。只是散布这些阴谋论，到处给人灌输这种疯狂思想的人非常理智，而且头脑清醒，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写下有关阴谋论的文章的。这起恐怖事件给人的教训和影响是深远的。当年，我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阿德里安·沃缪勒合写了这篇文章。在收录进本书前，这篇文章经过了大幅度修改，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是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威胁。很多国家的人认定了有关美国的阴谋论，但这些理论是错误的。这篇文章旨在探究信息在志同道合的人之间传播的机制，以及阴谋论能像病毒一般广泛传播的原因。但读完本书后，你可能认为阴谋论的话题讨论过于片面。此外，本书还研究了多种形式的虚假信息，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虚假信息传播机制。
这篇文章的核心是“残缺的极端主义认识论”。这个提法真是绝妙，我借用了政治学家拉塞尔·哈丁的术语。在我看来，残缺认识论影响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人都有残缺认识论，因为我们不可能无所不知，我们得依靠我们信赖的决策。对于我们脑海中的想法，我们缺乏直接的证据或者个人体验，尤其是有关政治和政府的内容。我们常自以为是，认定自己的想法完全正确。其实，这样想毫无道理！我们的很多想法到头来可能都是错误的。第1 章探讨了导致这种棘手现象的机制，这对全球各地的人都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关注的核心是阴谋论的传播机制，而不是如何应对阴谋论。当然本书会简单介绍如何通过认知过滤来弥补残缺认识论。“认知过滤”一词听起来让人振奋，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说真相的人联合起来就能破除谣言和谬论。
这篇文章的观点在一些圈子里已经流传开来。但有意思的是，文章的主旨经过谬论传播机制的洗礼变味了。虚假信息的传播渠道畅通无阻，让很多人一直以为我在政府工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政府针对这类问题的决策。（其实在奥巴马执政期间，我的工作内容和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这里我举几个例子。萨隆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奥巴马的心腹及其骇人听闻的提议》，文章称我有意剔除反对政府群体的意见。有篇博文甚至以“法西斯主义又来袭”这样的观点质疑我。还有人专门就此写了著作，名为“认知过滤：奥巴马指定官员企图抹黑‘9·11’恐怖袭击事件阴谋论的计划”。本书完稿之际，这本专著在亚马逊已有51 条评论，而且每条评分都是五星。很多人视我的文章为异端邪说，他们认为我心怀不轨，不仅想掩盖美国该为“9·11”恐怖袭击事件负责、存在威胁美国安全的其他国家机构的“事实”，而且要借此达到排除异己（保守党派人士）的目的。当然，这是在赤裸裸地扭曲我要表达的观点。
1944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了《第二权利法案》，涉及接受教育、医疗保险、社会安全和就业的权利（见第2 章）。在我看来，罗斯福总统将人们忽略的言论自由列为20 世纪的首要自由，这引发了全球各地的人思考有关权利的问题。2010 年颁布的《平价医疗法案》可以视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罗斯福当年的设想。要知道，政客往往是实干家，而非哲学家，他们往往会把权利作为保护重要人物利益的实用工具。罗斯福并没有大谈特谈自然权利理论，也不会鼓吹杰里米·边沁或者伊曼努尔·康德的思想。罗斯福总统主张政府应该尊重并维护人们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不应该受政府机构的监视和控制。从多个方面来看，美国的确认同了他的观点。
然而，很多美国人讨厌《第二权利法案》的内容。他们认为其中的观点与美国的传统相悖，并且具有亲社会主义倾向，甚至有人认为《第二权利法案》已经变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罗斯福的《第二权利法案》的确存在值得人们商榷的问题，但是公众的反应不仅局限于这些问题。用格林·贝克的话说：“要《第二权利法案》有什么用· 如果政府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发足薪水、让百姓安居乐业，还给他们上医疗保险，这还叫美国吗？这不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吗？”成本效益分析已经成为美国监管体制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作为法治国家不成文的规定。成本效益分析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政府在采取行动时，已经完全了解政府监管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政府会选择最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实现监管。换言之，成本效益分析能让政府更好地规范自己的监管行为。
但是针对成本效益分析，依然存在很多争议，尤其是来自“左”派人士的意见。行为经济学主要研究人们的行为，而非经济学教科书里陈述的人类理性行为。但行为经济学这个学科本身历来争议不断，可能是因为它赞同政府应采取特定形式的家长式监管。在第3 章，我将用行为经济学理论梳理成本效益分析。监管政策究竟会有怎样的实际效应，人们很难知晓，而我们的直觉往往会出错。采用成本效益分析后，政府就能及时纠正不当措施。
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主要探究了幸福的本质，阐明了主观幸福感的真相。在华盛顿和世界诸多地方，人们对这类研究嗤之以鼻。这其实没什么道理。我们还在不断学习之中，研究成果非常重要。比如，一些看似不堪承受的损失事实上没有想象中那样可怕。如果一个人无法使用小指头、耳朵甚至四肢，实际承担的痛苦要比想象中的小得多（因为至少你不会觉得疼痛）。人类有能力适应各种可怕的意外，当然也会对很多美好的情况习以为常。对于未来，我们无法预知究竟会经历怎样的适应过程和结果。相反，精神失常、肉体疼痛和失业却让人苦不堪言，减少这种痛苦就成了当务之急。第4 章分析了我们在法律和政策领域获得的经验及其影响。
动物有权利吗？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认可动物具有一定的权利，至少虐待动物是不人道、让人难以接受的行为，人们不能漠视动物的苦痛。文明的国家已经颁布了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人们争议较多的问题是动物是否应该成为具有权利的主体，如果应该，那么动物的权利有哪些？从道德的角度来讲，数以万计的动物遭到了残忍的虐待，饱受折磨的方式已经完全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减少动物虐待及其遭受的痛苦应该成为一大重要的社会目标，而这也是本书第5章的核心内容。
我撰写的有关动物权利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一度让国会否决由我担任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管的提名。后来我发现，这些反对的声音不过是借题发挥。反对派人士反对的是与奥巴马内阁相关的人员，但有些人有强烈的经济动机嘲笑那些对动物福祉过于较真的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道德问题很难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第5 章的一大目标是解释最基本的问题，针对动物权利的讨论，阐明人们产生异议的根源和意见趋同的道理。
有关同性婚姻的讨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们针对婚姻制度的热烈讨论。结婚的权利这个提法包括了很多谜题。人们能否和自己的姨妈结婚？人能和狗步入婚姻殿堂吗？为什么不行？第6 章集中探讨了这些问题。我们承认有些人提出的观点非常前卫：婚姻登记可以非官方化。遵循这个思路，每个国家可以在遵守婚姻登记私营化原则的前提下，认可婚姻的合法权利。当然，私营机构可以进行婚姻登记，但是政府讨论只涉及伴侣关系，也只承认契约关系。最终，我否定了这个观点。同时，我强调只要婚姻属于法律范畴，允许同性婚姻就没有什么不可以。
第7 章是我和芝加哥大学法律教授埃里克·波斯纳合著的。这一章的主要观点是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我们呼吁美国做好准备积极应对。但是，在这一章里我们也一再强调，我们反对以公正为名，迫使美国和其他国家签订不利于自己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在这方面，本章极力反驳了很多贫穷国家的人持有的观点，而很多关注气候变化的人也持有这个观点。然而，我在书中也提到，富裕国家应该向贫穷国家提供经济帮助，因为相比富裕人士，贫穷的人更能从为数不多的金钱中获益。
在许多宗教机构中，性别歧视普遍存在。这种歧视在很多宗教实践中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如果宗教机构可以不受反对性别歧视法律的制约，那么社会上的性别歧视现象就会更加普遍。诸多宗教机构承担着传播并帮助发展人们信仰体系的重任。如果宗教团体可以不受反性别歧视法律的制约，那么他们有可能从一开始就灌输人们认同性别歧视的思想和做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宗教信仰是自由社会的核心。第8 章阐明了我们应对这种复杂的冲突时应有的立场。
整个20 世纪的政治争论主要体现在自由市场理论和政府规划理论的分歧上。第9 章分析了这两种理论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新型进步主义替代这两个理论体系的方法，它既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不足，也可以让人们充分意识到政府规划存在的诸多缺陷。我们提出了很多应对21 世纪挑战的措施，包括助推、经济激励和公私领域的合作可能等。
本书最后几章并没有涉及颇具争议的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可以覆盖上述所有问题的基本议题，即人们在面对深刻的、无法调和的异议时，如何做到和平共处、有效沟通、提高日常工作和政府治理的效率。极简派人士提出了一个方法，他们的想法是就事论事，不要引发理论层面更广泛的争议（见第10 章）。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讲，极简派人士希望人们在有必要解决争端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不必费神解决那些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样看来，做减法在政府工作中显得格外重要。我认为这种做法在很多领域内都适用（见第11 章）。和极简派人士不同，中立者并不会对问题放任不管。相反，他们甚至渴望解决争端，让所有事情都能盖棺论定。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考虑所有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后做出的。他们不希望任何人被排除在外、不受重视甚至受伤。中立者可能会妥协，而他们妥协的目的是寻找符合所有人最佳利益的办法。在政府实践中，利用中立做减法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官员中经常存在貌合神离的现象。绝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理性的，很有涵养，知识储备丰富。不可否认，有些政府官员的观点是错误的，但就是这些观点错误的人身上也会有合法的诉求。因此，政府最终一定要找到实现这些合法诉求的办法。如果让我现在撰写这些文章，可能得出的结论会有所不同。对于阴谋论，我可能会千方百计地寻求对策，以便让人相信认知过滤这个工具并不是为了帮助美国政府窥探那些不相信美国政府的民众的隐私。公民自由是自由社会的根基，当初写这篇文章时，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无须明示的前提。而今看来，我倒应该从一开始就把自由问题放在人们论事行事的最前沿，让人们明白这篇文章旨在针对外来恐怖分子所带来的威胁。
针对动物权利问题，我的措辞会更加谨慎，与其避而不谈如何减少虐待动物的最基本的建议，倒不如清楚地向人们表白主张动物权利需要考虑哪些要素。在本书统稿期间，我已经修改了一些文字，尽量让措辞更加委婉，最大限度地澄清问题，避免人们产生误解，保证人们的理解不会和我的初衷偏离。但经过了这些修正，文章的核心思想并没有改变。如果当初我在撰写时不够谨慎，如今读者所见的版本肯定是中规中矩的。只是措辞谨慎、言不由衷并不是我的风格。在这里，我一定要强调学术领域和政府领域工作方式的区别。两者差别之大，难以用言语形容。政府官员往往很注意自己的言论，书面的、口头的都是如此。所有官员都代表了政府的形象。因此，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他们也不应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相反，他们必须合作，包括与媒体人打交道，保证自己的言辞恰当。在没有经过正式的审查前，高层官员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或者文章，保证他的言论与管理当局的政策一致。很多在普通人看来很正常的讨论，政府官员却不会轻易参与其中，就是因为顾及自己的身份，必须避嫌。
这种心照不宣的规则却让我在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朋友很郁闷。而我在政府工作期间，常受邀针对不同的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包括本书涉及的话题。虽然盛情难却，但我还是不得不拒绝。事实上，我身居政府部门要职，回绝这些请求不算难事。大家想想，一个在总统办公室工作的官员怎么可能公然彻底地对阴谋论、罗斯福的《第二权利法案》或者动物权利等问题进行推测性的讨论呢？这样的人不可能作为主讲人在学术研讨会上高谈阔论，参与这类讨论会让人分神。而政府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任何官员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都有可能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
记者朋友们常常会借各种采访的名义来询问我对书中有关问题的见解。当然，我不得不说无可奉告。任何一届政府的官员都必须做到言行一致，要为政府发声，尤其是当他们直接汇报的对象是总统时。很多人巴不得能从政府工作人员的言论中找到纰漏，大肆炒作，甚至有些人喜欢断章取义，因此，我们谨言慎行已是做好本分的需要。很多人喜欢挑政府工作人员言论的毛病，以偏概全地说政府官员行事鲁莽、欠考虑，因而误入歧途。只要报纸上的头条新闻里有针对政府官员不客气的报道，就足以让他们捉襟见肘、苦不堪言。有个问题关系重大。政府中，“常识”是个高频词，常用来夸赞人们。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很多当选的官员都会说“ 我支持常识性的解决办法”，没有哪个在任的官员会说“ 我在这个问题上放弃常识”。遗憾的是，常识有时候也会出错，常识未必就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在确定如何应对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所有冰箱是否应该遵守节能需求等问题方面，常识未必无用武之地，但是光有常识肯定是不够的。
诚然，综合常识和可行性的判断会制约政府的作为。公务员一定要谦虚，明确自己的真正身份是人民公仆。脱离了常识的公共政策很难顺利推行。任何国家元首的官邸和办公室都有专门的公关团队，一部分职责是解释其政策和常识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或者政治原因不可行的观点不值得我们花力气去讨论。当然，对于学术圈的研究和进展，常识并不构成制约因素。如果某篇学术类文章只是证明了常识，或者说明了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观点，它可能就不应该公开发表。这样的学术文章有什么值得学习和研究的价值呢？今天的常识是昨天学术推测的结果。当然，做学问的人捍卫常识、解释其背后的原理或者梳理该常识发展历史的举动比较有用，但论证过程本身并非显而易见的。学术文章和专著的目标是提出原创的观点，或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此可能难免要否定某些常识，但人们是否应该按照学术研究的成果行事是另一回事。在运转有序的民主社会中，这个问题由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决定。而在这些政府工作人员中，有些是极简派人士，有些是中立者，但所有这些人都是由公众挑选的，其工作受到公众的监督。
为什么聪明人会相信一些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为什么有时候虚假消息的传播会引发暴力行为？人类究竟拥有哪些权利？我们是否有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权利？什么能让人幸福？动物是否也有权利？我们有权利结婚吗？如果有，我们该娶谁、嫁谁？美国是否该因气候变化而补偿贫穷国家？在面对一些最基本的异议时，比如就我们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谁是所谓的极简派，谁又是中立者？
我曾撰写数百篇学术文章，在这里我列出了最具争议的议题。学术文章通常不会引起人们太多关注，而本书涉及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不排除有对号入座的危险。其中有些问题人们谈之色变，主要是因为著名电视媒体人格林·贝克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宣称我是美国头号危险分子。他凭什么这样说我？主要就因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尤其是那些与美国第32 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有关的言论，即阴谋论和针对动物权利的提法。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读过我的文章，但是我经常收到攻击性邮件，有些人甚至公然说要杀了我。2009~2012 年，我有幸担任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管。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管常被人称为“法治沙皇”。笑话！美国怎么可能有“沙皇”？然而，白宫信息与监察事务办公室主管的确有点儿权力。要当上这个主管，你得获得总统本人的提名，再由国会确认通过。依美国目前的政治体制，总统提名的官员人选想得到国会的批准，要经历非常严格的政审。而对于像我这样的“文人”，国会需要审核我发表的文章和著作，这肯定比审核其他候选人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上任后，他们也得多留个心眼儿，免得我日后发表什么让人始料未及的过激言论。我在政府工作前当然没有料到这一点，我更没有想到，本书中的某些观点竟使一些人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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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环球报》
★卡斯·桑斯坦的思维似乎永远不会枯竭，他是一位缜密的思考者，也是一位清醒的作家。
——《柯克斯书评》
★在有关法律及公共政策的基础问题上，卡斯？桑斯坦所做的研究的比其他学者都要深入，他的观点更具洞察力。
——《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