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开创：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当时，对广东省官员触动最大的，莫过于持续不断出现的边民偷渡逃港事件。自1951年封锁边界以后，粤港边界上的偷渡逃港事件就没有停止过。1957年、1962年、1972年、1978年形成了四次偷渡高潮。偷渡风潮来得最为猛烈的是1978年、1979年。边防部队与民兵联合布设几道防线，仍无济于事。为什么偷渡逃港？根本原因是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000元港币。这对边境农民具有强大诱惑力。日复一日的偷渡潮，不仅影响内地的生产秩序和社会安定，更是一件有伤国体的事情，广东省领导人深感头痛，中共中央也很重视。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首站选择了广东。他听了逃港问题严重的汇报后立即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说：“这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最后，小平又总结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显然，反偷渡光是堵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放宽政策，发展经济，缩小两地差距。
在中共中央高层的关注和支持下，经过面向世界认真分析国外经济发展情况，深入研究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广东、福建两省的领导及各界人士审时度势，积极争取，中央决定把突破口选在靠近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建立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从最初酝酿到最后建立，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过程。
创办经济特区的设想萌发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早在197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委派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和澳门考察探索“弹丸之地”的港澳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之奥秘，以汲取有益的经验。考察结束后，考察组的领导和专家立即与广东省委的领导交换了意见。经过交谈，他们共同得出了一个结论：香港是一块没有原材料资源的弹丸之地，它的发展主要是靠灵活政策吸引了外国的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5月底，考察组经过深思熟虑，几易其稿，完成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其中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用三五年的时间，逐步将其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客人的游览区。6月初，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考察组的汇报，并对其建议予以肯定。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此时已开始萌芽.尽管这时提出的“出口基地”与后来的“经济特区”在规模、功能等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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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