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42年3月中旬，犹太大屠杀受害者中，75%～80%的人尚在人世，20%~25%已经遇害。仅仅11个月后，即1943年2月中旬，存活者和遇难者的比例便精确地对调了。位于大屠杀核心的，是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大规模杀戮行动，行动的重心是波兰。尽管两年半来经历艰辛、贫困和恐怖的迫害，但直到1942年3月，波兰主要的犹太人社区并没有垮掉。11个月后，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残存者在贫民窟和劳动集中营中勉强维生。简而言之，德国对波兰犹太人的攻击并不是在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实施的渐进行动，而是一场动员大量突击部队，真正堪称“闪电战”的大规模攻势。这一攻势展开时，正值德国在苏联泥足深陷之际：凌厉刺入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溃败。
德国1942年的攻势最终难免败局，但其针对犹太人——特别是波兰犹太人的闪电战，并没有失败。我们早已熟知，波兰的主要犹太人区，特别是华沙和罗兹市（Lód·）犹太居民是如何遭到屠杀的。然而，绝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小城镇。这些城镇的人口中，犹太居民的比例通常都超过30%，有些地方甚至达到80%～90%。德国人是怎样对如此庞大的犹太人口实施屠杀行动的？在影响战局的关键一年，他们又如何组织到大规模屠杀所需的人力？死亡集中营的工作人员数量其实极少，而在清除规模更小的犹太人区，围捕、驱逐或射杀中投入的人力，则甚为可观。
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促使我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市附近的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官方机构德国纳粹党人犯罪调查中央办公室（ZentraleStellederLandesjustizverwaltungen）就坐落于此。这里卷帙浩繁，保存着关于纳粹罪行审判的所有起诉书和判决书。我就是在查阅这些资料时，第一次见到了针对一支德国治安警察部队——后备警察一〇一营的起诉书。
虽然我研究大屠杀的档案资料和法庭记录已近二十年，但这份起诉书依旧令我震撼和不安。在此之前，我从未想到，事件的发展能够如此戏剧性地引发抉择问题，作恶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竟如此公开地讨论抉择问题；我也从未见过，骇人的大屠杀罪行和一张张行凶者的面孔之间会形成如此残酷的对比。
起诉书大量逐字逐句地引用了审判前对一〇一营警察的调查报告内容，由此可以立即判断出，这起案件证词的丰富程度非同寻常。此外，这些证词流露出“坦白”和“直率”之感，而与之类似的法庭记录中，则充斥着不在场证明和洗刷罪行的谎言。德国最坚定、最勤勉的纳粹罪行起诉者之一汉堡检察院（Staatsanwaltschaft）对后备警察一〇一营的调查和起诉耗时十年（1962—1972），至今仍保管着与此案相关的法庭记录。我获得许可查阅了这些记录。
绝大多数纳粹屠杀部队的成员名单只得以部分复原，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后备警察一〇一营的人员名册完整无缺。1942年6月，一〇一营全员近500人被派赴波兰。由于大部分队员来自汉堡，并且在调查时仍然居住在此，因此，我得以研究了其中210人的审讯。审讯资料为一〇一营成员的年龄、是否为纳粹党员、是否为党卫军成员、社会背景等问题提供了富有代表性的统计结果。此外，大约125份证词真实描述了一〇一营的详细情况，分析了这支屠杀部队的内部动态。
总而言之，大屠杀最根本的原因是身为个体的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规模杀害其他人。草根阶层的行凶者成为“职业杀手”。历史学家在试图书写这样一群人时，会遇到数不尽的困难，其中之一便是资料匮乏。与前往苏联的大多数屠杀部队不同，在后备警察一〇一营的案例中，当时的档案极为稀少，并且没有一份材料明确地记述屠杀行动。一些犹太幸存者的记叙还原了一〇一营在某些城镇执行任务的时间，以及各类行动的强度。在犹太人区和集中营，犯罪者和受害者可能有长时间的接触，幸存者的证词使我们对主要凶手有所了解。然而，对于后备警察一〇一营这样的流动部队，我们几乎无法从幸存者的证词中获得信息。陌生人抵达，杀戮，离开。事实上，幸存者们甚至连治安警察特有的绿色制服都没记住，而这足以使他们判断出行凶者隶属何种部队。
因此，我在写作时，很大程度上依赖1960年代德国对一〇一营中125名成员的侦讯。同样一支警察部队，同样的经历，事隔二十多年后，在125名警员记忆中折射出不同的面貌，对于试图解读这段历史并追求确定性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令人感到迷惑、沮丧。125名警察，每个人都曾扮演与众不同的角色，所见所为也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压抑或遗忘了对一〇一营某段历史的记忆，或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了这段经历。因此，审讯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令人困惑不解的各种视角和回忆。多少有些荒谬的是，我甚至会产生一种幻觉：一〇一营究竟发生过什么，单独一名成员巨细靡遗的追忆比125个人的叙述更能提供准确的答案。
除了相互矛盾的记忆和视角，一〇一营成员提供证词时的环境也带来了干扰。简单地说，有些人因为惧怕据实供述后将面临的法律后果而故意说谎。所以，在压抑和扭曲的记忆之外，虚伪的谎言也塑造了证人的叙述。还有，审讯者提出的问题，是为了收集特定人员可诉罪行的具体证据，而不是系统地调查警员们更广泛的经历中的主观感受——这对历史学家而言很重要，但对律师则不那么重要。
与采用多方消息来源时一样，我需要查证和筛选这些陈述和观点，评估每份证词的可信度。很多证词都有部分乃至全部内容无法采用，因为我接受了与之矛盾的说法。绝大部分情况下，我的判断是清晰、明确的，但有时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容易。虽然我竭尽全力保持警觉，但毫无疑问，我也曾下意识地做出过纯粹出于本能的判断。其他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些材料时，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事件。
最近几十年，史学界愈发关注“自下而上”地看历史，挖掘重述在高层政治和精英文化支配的历史中，长期被忽视的大众经历。特别是在德国，这一潮流通过“深度描写”普通人共同经历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达到高潮。然而，当运用这一方法分析第三帝国时，它被有些人批评为一种逃避手段，一种将注意力从纳粹恐怖的种族屠杀政策转移到相对而言未被扰乱的庸常生活的手段。因此，以某一警察营为对象的个案研究或微观历史写作，似乎都会招致一些人的反感。
然而，“日常生活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本身是中立的。只有它无法显示纳粹政权的刑事政策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时，这个方法才是逃避，才是试图使第三帝国“正常化”的粉饰。特别是对于成千上万从各行各业走向东欧大地的德国占领军来说，大屠杀政策不是几乎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激起涟漪的反常特例。正如后备警察一〇一营的案例所展现的，屠戮与日常生活已融为一体，“正常”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反常”。
这类研究面临的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在试图理解这些罪犯的过程中，相伴而来的同情之心。显然，写作这一段历史，必须避免将对象妖魔化。一〇一营中流放、屠杀犹太人的警察，和为数不多拒绝或逃避任务的警察一样，都是人。我必须承认，如果想最大程度地理解和解释这两种人，在同样的情境下，我既有可能成为凶手，也有可能做逃兵。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同情。我不能接受的是，认为“解释就是开脱，理解就是原谅”的陈腐思想。解释不是辩解，理解也不是原谅。不从人性的角度理解作恶者，不只会令这一项研究徒劳无功，也无从超越对大屠杀犯罪者单一纬度的拙劣描画。死于纳粹之手的法国犹太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在被杀前不久曾写到：“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词，‘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就是本着这一精神，我写了这本书。
我必须说明，我获准接触到审讯资料的条件。德国保护公民隐私的规章法律日益严格，过去十年内更是如此，汉堡政府和法庭也不例外。因此，在获得查阅后备警察一〇一营法庭记录的许可之前，我必须承诺，不使用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一〇一营营长威廉·特普（WilhelmTrapp）少校，以及三名连长——沃尔夫冈·霍夫曼（WolfgangHoffmann）上尉、朱利叶斯·沃洛夫（JuliusWohlauf）上尉、哈特维希·古纳德（HartwigGnade）中尉的名字，曾在其他国家的档案资料中出现，不涉及泄露隐私，因此我使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本书中出现的其他所有警员姓名，均为化名，并在首次出现时以星号标出。涉及证人的注释中，证人姓名只简明地以姓氏首字母和名字标示。尽管在我看来，承诺保密和使用化名不幸地限制了严格的历史准确性，但我认为，这并不会影响这项研究的整体性、真实性和功用。
许多机构和个人为我的研究和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总检察长阿尔弗雷德·施特赖姆（AlfredStreim）准许我查阅了路德维希堡珍贵的德国法庭记录。高级检察官海尔格·盖比茨（HelgeGrabitz）鼓励我，支持我申请许可查阅汉堡的法庭记录，并在我于汉堡逗留期间提供了慷慨的帮助。太平洋路德大学（PacificLutheranUniversity）为我两次前往德国查阅资料提供了资金，这两次访问促使了这项研究的诞生和完成。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TheAlexandervonHumboldtFoundation）也曾资助我前往德国的研究访问。大量研究和写作是在大平洋路德大学的长假中完成的，在此期间，我也得到富布赖特研究基金（FulbrightResearchGrant）的资助，访问了以色列。我还要特别感谢为我访问德国和以色列提供协助的美国以色列教育基金会（UnitedStates－IsrealEducationalFoundation）的执行干事丹尼尔·克劳斯科普夫（DanielKrauskopf）。
西北大学的彼得·海耶斯（PeterHaye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Friedlander）组织的会议，为我提供了展示最初研究成果的机会。很多朋友和同事耐心地倾听我的观点，为我提供建议和鼓励，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飞利浦·诺德奎斯特（PhilipNordquist）、丹尼斯·马丁（DennisMatin）、奥德莉·欧拉（AudreyEuyler）、罗伯特·霍耶（RobertHoyer）、伊恩·克肖（IanKershaw）、罗伯特·盖拉特莱（RobertGellately）、耶胡达·鲍尔（YehudaBauer）、黛娜·波拉特（DinahPorat）、迈克尔·麦若斯（MichaelMarrus）、贝蒂娜·比尔恩（BettinaBirn）、乔治·莫斯（GeorgeMosse）、伊丽莎白·多曼斯基（ElizabethDomansky）、吉塔·塞里尼（GittaSereny）、卡罗·金兹堡（CarloGinzburg）和已故的乌维·亚当（UweAdam）。我对劳尔·希尔伯格（RaulHilberg）心怀感恩。1982年，他唤起了人们对治安警察在最终解决计划中的罪责的注意，为此后的大屠杀研究设定了新的议题。后来，他亲自表达了出版本书的兴趣。无论就我现在受到的帮助而言，还是就我在早期学术生涯中得到的启发而言，将本书献给他，都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尊敬与感激之情。我的家人耐心地忍受又一本书的酝酿和诞生，感谢他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理解。
1991年11月，于塔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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