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梗概，不然便无论赞成反对，都只是道听途说。
一个人无论读什么书，做什么事，第一不好忘记了自己是人，不好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学世界的一切学问，都是学来为做人而用，为做中国人而用。如果把人的道德抛却，把中国人的信仰丢掉，那便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都是有害无益。这一点尤其是今天在中国革命道途中的青年所千万不可忘记的。
这一本书的翻译，我和执信先生两人共同作了二分之一，最后的校稿，都是执信先生的工作。和汉俊共同作了二分之一，差不多是汉俊译成初稿，我任校订。最后在今年才由汉民先生全部译完，并且把全书都从新校订过。一本小书，经过七年工夫，才能完成，中国的著译界发展之不易，这也要算是一个说明了。四个译书的人，执信先生是尼采和马克斯的合成人格，汉俊是马克斯主义者，展堂先生是马克斯研究者，我只可以算是一个介绍者罢了。
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整个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主张来指导，然后才可以完成。而中国人的国民思想，也才可以统一。在建筑三民主义的工作上，一切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马克斯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也是我们必须取材的。可是必须要我们去鉴别他，使用他，不好被他鉴别，被他使用。
中山先生所著之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他的理论和规划，在世界历史上的伟大，绝不亚于马克斯的资本论。马克斯的资本论，只是在经济学上，在社会政策上，指示出多少要点来，而没有切实的证明，没有具体的建设。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是用现代的文化，作成一个总括的计算，具体的建设。将来不单在中国一国，世界一切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他的建设，都必须要用这一个方略作具体的工作，然后才有实际成绩可言。所以马克斯一生，只是提醒了世界上的人，叫大家动，而绝没有说出一个动法。尤其是对于文化落后的民族，他的学说，只有指示出一点黎明的光辉，而不能给我们一个青天白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才是指导我们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前进的工作设计。我相信在十年二十年后，一切被压迫民族真正独立起来了时，才晓得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的伟大，是二十世纪的第一杰作。比之十九世纪的资本论，的确是后来居上。可是这一层道理，不是今天只欢喜读批评文字的幼稚而浮动的人所容易懂得的。
读考茨基这一本书的中山先生的门徒，更应该要起一个信心，要能够像考茨基这样忠实地阐发中山先生的著作，中山先生的光明，才能够深刻而普遍。
这一册译本的完成和出版，完全是展堂、焕庭两先生的热心，读者应该感谢两先生。
民国十六年十月戴季陶
德国的考茨基无论他政治上的立场怎么样，他对于马克斯经济学的解释，总算是第一个功臣。大抵他政治的思想，脱不了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德国社会的环境，时时有妥协的倾向，因而得机会主义者的徽号。尤其是做第二国际的指导者，到一九一四年——一五年，实在是正统派名誉破产的时代。却是他对于马克斯经济学说研究最深，他个人的学术素养，也足以为他制胜的工具。所以俺?伯亚的社会主义史，虽然痛斥德国社会民主党末流的堕落，以及欧洲大战当中第二国际一班领袖的失节，而就于考茨基宣传马克斯主义的功劳，还是异常推重。这确是公平的批判，不像中国人旧时的皮气，说王安石新法误国就要连他做的诗都要吹毛求疵，说蔡京是个奸臣就要连他写的字都不要看。
考茨基这本书原名《马克斯的经济学说》，据他第一版的序文说：“本书不用说，是根据马克斯的主著《资本论》的。仿《资本论》配列材料。至于资本论以外马克斯的经济学著作，不过为说明各个难义，或是引伸《资本论》中的说明，用来参考。”故此日本高畠素之译本，用《资本论解说》的名字，和本书内容很适合的。考茨基又说：“本书的目的是为使劳动阶级容易研究马克斯的学说。”“本书的目的先使没有徐暇时间，或没有其他机会研究《资本论》的人，知道《资本论》所含思想的理路。又因本书的说明使人容易研究资本论，引诱就于《资本论》有误解的人，或因原书第一篇难解而打断研究念头的人，从新再续原书。”而考茨基又深知马克斯《资本论》所以难读的缘故，不在马克斯的文字艰深，而在读者无相当的预备知识。怕的是随意以平易的句语改换马克斯的用语，想“通俗化”就会变成了“浅薄化”。他极力避开这层毛病，终竟达到他本来的目的，使读者对于马克斯的经济学说，顿然觉得胸中雪亮，他的本领真不可及。无怪高畠氏以为是当世解说马克斯《资本论》许多著述中最完善之书。更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里宁讥斥一切机会主义学者，说“他们将马克斯主义革命的真髓阉割，将真的马克斯学说加以曲解，使变为可与资产阶级相容或信为可以相容的提出来。”这种恶点，我细审这本书，却是丝毫没有。这书刊行初版在一八八六年，近今苏俄学者引证考茨基所著书，常常声明是他未变节以前的话，我想这一层也很有关系的。
戴季陶先生于一九一九年译这书陆续登过《建设》杂志，季陶先生译笔之精当，可以无须我来介绍。不过到《建设》第三卷第一号为止，译到第三篇第四章，以后《建设》停版，也未见季陶先生续译，我觉得他未成完璧，甚是可惜，所以替他补译以下的三章。又季陶先生所据高昌氏日译初版（这日译初版也销售了一万三千五百部）是依原书第十三版的（一九一○年版），而高畠氏前年再版，就依原书第十九版（一九二○年版），有多少修改。即第一篇第二章第一节的注，第二篇第五章关于各国工场立法的叙述，第三篇第五章第二节的统计数目，（高昌氏说“在学说内容上，新版中没有什么变更，考茨基的修改，都是关于事实一方面”）现在我也一一补上。还有《建设》杂志所登错字很多，只有对勘日文译本，替他更正。新文社急于出版，使我不能和季陶先生当面商量，未尝不是憾事。好在季陶先生有请朋友用德文原文对照着修改斟酌的素愿，到那时候再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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