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艳阳天》中，中农争取土地分红、少卖统购粮的行为，已经得不到任何同情，而被认定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乡党委书记向萧长春指出，“眼前东山坞的问题，不是多分点麦子、少卖点余粮，或者要当个大干部的问题，不是的，归根到底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因此，此类农民的不合作、不配合，已经被看作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是一种对社会制度的反抗，这在事实上，已经取消了“中间人物”。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的“中间人物”，至少在一系列长篇小说中，是处于不断成长状态的人物谱系。《三里湾》中的“糊涂涂”等人，在《山乡巨变》中，就是不愿入社的“秋丝瓜”“菊咬筋”，如果生活在《创业史》中，就是梁大、郭世富，如果在《艳阳天》中存续，就是“弯弯绕”和“马大炮”；《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陈先晋，若在《创业史》中就是高增荣、梁三老汉，或者《艳阳天》中的韩百安、马子怀们。在这一人物系列中，可以看到随着现实中阶级斗争的不断加剧、政治环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作家们对“中间人物”的叙事也在发生着改变。在1950年代的创作中，对于“中间人物”的主观同情和善意理解逐渐消失，代之以外在的政治批判色彩逐渐加重，“中间人物”的落后性不断被强化，直至被认为有滑向阶级敌人一边的危险。“中间人物”的暂时性、不确定性，被当作必须受到批判的反动因素而受到严厉对待。到了1962年，文艺界终于开始了对邵荃麟、赵树理提出的“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姚文元在一篇批判文章中宣称：“大力去表现这种‘丰富复杂的精神状态’，就是大力反映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同义语。”②批判“中间人物”，既是批判无阶级的人性论，又是为建构以英雄人物为标准的政治理想人性扫清道路。
从以上几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七年”的作家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现实中存在着一类永远无法与现行政治观念完全一致的农民，他们关注眼前的个人利益，无视高远的政治理想，所以用饱含精神力量，但缺乏物质利益的目标去引领他们前行，可以说毫无可能。如何处理这样的人物，是描写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作家们，必须要慎重考量的问题。
显然，“十七年”小说是不能将落后人物的行为之源，归结于农业政策以及制度的不合理的，那么，它又能指向何处呢？正如我们在繁多的“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它指向了农民的精神境界不高、糊涂自私，指向了源于私有制的发家思想和小农意识，甚至指向了痛恨社会主义制度、梦想变天的敌对思想，也就是我们在评论中常常看到的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众多作家大力描写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时候，针对政策和制度的反思却被悬置，剩下的只是教育农民和阶级斗争这两大主题，正如落后人物叙事目前所呈现的面貌。
对某一类人群冠之以“落后”的称谓，就是赋予这类人一种身份的标识，而这一标识必然要在“先进”的映照下才能得到显现。因此，落后者的身份源于一种意义体系，一种在既定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意义”引入体系。对目标的难以抵达或延迟，就是“落后”者身份意义之所在。当中国农民挤挤挨挨被动员到合作化这条大路上来的时候，他们并不具有朝圣者的身份和心理。这一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是外在的、被赋予的、非物质性的。在这条路上，行走着大量的、难以满足目标意义的人群。这种“未满足”状态，在目标意义体系中被赋予了“落后”的称谓，以表明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这样，“未满足”状态不再是个人性的、可改可不改的行为，而是必须被纠正甚至终将被消灭的状态。因此，落后农民形象在1960年代的小说中，直接被纳入到阶级斗争话语中，被迫扮演阶级敌人的角色，是其必然的宿命。
正如我们在“十七年”小说中所看到的那样，起初，一些现实中的落后现象，以比事实弱化的形式出现，叙事者用“置换”的方法赋予落后现象非政治性的内涵，回避农民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负面评价。这一变化过程就是事实被“掩埋”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最高明的做法。1950年代中期以后，最普遍的做法不是弱化落后人物而是强化之。小说中的落后人物不仅依然保留，而且嘴脸更加丑陋，其行为的破坏性被描写得愈发强大。这样，就将这些落后人物从“中间人物”打入了“阶级敌人”的阵营，对农民种种不合作行为的定位，也从“日常性反抗”转为对“制度的对抗”。这就有效地解释了现实中不合作行为的政治性质，为农业合作化的合法性确立铺平了道路。“中间人物”的消失和阶级敌人的泛化，是这一目标的潜在要求，是一种结果的两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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