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文艺评论（2014）》：
今天是一个盛行忧伤的年代，但是小清新式的忧伤和弟弟身上的焦虑，在根子上就天差地别。与前者一体同牛的是白恋，“蜷缩在自身生存的内部，以私我的情感、原欲和利害为其全部世界，社会、历史和精神性被封闭在个体生存之外”；有谁会像“弟弟”那样真诚而痛苦地去思索“让天下的人都幸福”。于是“忧伤”就粉墨登场，沉溺于淡淡的忧伤情绪中，正可以此作为拒绝担当的借口，同时换回虚伪的治愈。无须让生命悸动的痛感来校正自己，也无须在黑暗的长旅中左冲右突，这是一个“诸神归位”的时代。对于年轻人来说，在早已熟稔成人社会的铁则之后，选择哪条路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在这条路上走多远、挤掉多少人、超过多少人。由此来丈量，当年“弟弟”支付的代价既惨重义愚蠢，可是没有了那场围捕所留卜的血痕，所谓的“治愈”必然是轻飘的。今天年轻读者在遭遇“弟弟”时的惊愕可能正在于此，这是一个不被虚伪的治愈所消费的人物。
尤其站在今天回望，“弟弟”当年抵死顽抗的那股力量，现在已经无孔不入地充塞在社会任何一个角落，有时甚至荒唐到敲开你家的门，理直气壮地要求你出让心爱的那株桃树（《向一棵桃树致敬》，2007年）……“弟弟”曾经像堂吉诃德冲向风车那般向着这股蛮横的力量说不，他不轻易让渡内心坚守的空间，在抚今追昔中“弟弟”当年的身影真是弥足珍贵，也让人心痛。
我把这一节的标题拟作“与‘弟弟’重逢”，不仅是要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中以“回望”的视角来把握“弟弟”的独特性，同时也主张：这一独特性不妨置放到文学史的人物形象长廊中来考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在这一形象世界中，以“弟弟”为主人公或主题意象，就构成一个绵延不辍的重要子类日。远的小说，在我有限的视野内，刘心武《醒来吧，弟弟》、叶弥《成长如蜕》、路内《阿弟，你慢慢跑》、黄咏梅《表弟》等已可构成值得探究的文学形象谱系。这一类形象之所以有意味，首先是“兄/姐一弟”人物关系结构的特殊。“兄长”或“姐姐”往往以颇有家庭气息的伦理姿态出场，从旁加以冷静观察或理性说服；又由于“兄/姐”毕竟不同于高高在上的家长，往往能更体贴“弟弟”的闲境。比如在《醒来吧，弟弟》中，“哥哥”是虽经劫难但信念不变的知识分子，“弟弟”则是精神颓丧、满腹牢骚的前红卫兵。小说讲述的是前者作为启蒙者一方如何在“文革”之后，对发生信仰危机的虚无者展开“治疗”。其次在这一人物关系结构中，“弟弟”往往是有待拯救的“问题个人”，有着极强的“可变性”，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尚未牢固确立”，“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大多拨动人心弦。而这一拯救的过程和结果——不管是《醒来吧，弟弟》中敷衍的“治疗”（将青年自身意义、价值，与外在规定性、历史目的论简单挂靠），抑或《成长如蜕》中左冲右突而最终被制服——皆意味深长，深刻昭示出不同语境中人们的情感态度、思想观念如何与历史条件、时代主题互动。我会将这一课题留待以后展开。
大凡描述青春的小说都会采取“艺术小说”——“这是一种关于诗人和世界的故事，而其中的诗人永远敏感而正确，世界却总是迟钝而错误”——的模式，《成长如蜕》不在此列。“弟弟”的思维和行事聚集着致命缺陷.一再犯错。就比如上文中提及那个逃亡去西藏的情节，对青年文化心理的弱点简直一击中的：总是憧憬一个远方的世界，在其间寄托乌托邦想象；当下的生活以及这个生活环境中的制度、道德习惯等等一切，每每不如人意，自己置身的现实社会总是“异己”的；而激烈的自由意志所驱使的界外感（“我不在丑恶的环境中”）、抽身感（“我与这个环境无关”）、那种腾云驾雾的姿态，又使得其超越性的乌托邦理想根本无法在一个具体、日常、切身的工作与生活情境中安放、落实。但这并不是说安分就好，超越性的向度就得闭塞，尤其这些品质、特性在今天正在日渐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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