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Isaacs，1910-1986），30年代活跃于中国，曾任职《大陆报》，后主办《中国论坛》杂志。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与鲁迅等人关系密切。1953-1965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1965年以后任政治学教授。1980年曾到中国访问，拜访宋庆龄、丁玲与茅盾等人。28岁即写成探索1925-1927年中国革命的经典作品《中国革命的悲剧》，其间曾赴挪威访问托洛茨基。此外著有《亚洲殊无和平》、《心影录——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和印度形象》、《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等。

    《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宗教、民族、历史起源、新多元主义等多种角度，探讨群体认同在政治变迁压力下的自我塑造，缕析民族主义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以及认同问题对个人心理的巨大冲击。作者返回源头，从人性的基本面，考察群体认同的各种因素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纠缠扭结，以致我们以各自的形态变成今天这副模样。 　在全球化浪潮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世界抹平的今天，人类各种族间的冲突却呈愈演愈烈之势，现代人对归属感的需要也变得空前迫切，焦虑感与孤独感成为心头的梦魇，挥之不去。阅读本书，既像是在读历史，又像是在读预言。读历史，是作者30年前所点名的族群冲突点已经一一爆发；读预言，则是作者早巳看到一些进行式的和未来式的族群冲突。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善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伊罗生

    《群氓之族》是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有广泛的影响力。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宗教、民族、历史起源、新多元主义，来探讨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作者实地采访，研究，对于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终将改变世界面貌，早已率先发出警讯。
    ——人类学家　李亦园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群氓之族》这本书可谓洞烛先机，早已看到了这股力量历久不衰的重要性；同时，这又是一本文采斐然的大作，旁征博引，巨笔如椽，而这种得天独厚、与时俣进的能力，却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深思，正彰显出作者的与众不同。
    ——著名中国研究学者　白鲁恂

    第一章 姆庇之家<br>动荡称王，宙斯逊位。——阿里斯托芬（ 公元前445—前368？，雅典喜剧作家）<br>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br>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br>权力与族群关系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br>20世纪所有重大的战争与革命阵痛，19世纪所有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可以在西欧过去300年的政治、社会与哲学演变中找到根源。所有这些历史与发展，不论其情境如何，也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一种变迁的趋势、理念与技术——由欧洲孕育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通讯技术形成，并由这些移动、<br>扩散、竞争的权力体系无比盲目与宿命地带到各个大陆——的结果。<br>乱象纷陈的事件，使许多昔日的幻想为之破灭，或降到了最低点。这些幻想包括：美国是一个“熔炉”；美国制度存在着真正的自由与民主，尤其是在对待非白人的少数族群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价值；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扮演角色的虚拟价值。<br>种种情势引发了新的问题，也提高了新问题的层次，在在需要投入新的探讨，并要求我们重探以前匆忙走过的来路，重探过去我们以为是阳关大道的旧途。<br>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一个人之于其他的人，始终都是一只狼而不是别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人还是相信，人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这种想法从来没有改变过。<br>族群认同正在帝国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在各种新文化与新政治的墙缝中探头，使理想主义者与理性主义者忧心不已，因为他们始终相信，这条道路之外，一定还有更好的途径让人类的故事继续发展下去。<br>今天的世界，无数的族群groups，一般译为群体或团体，但作者在本书中用到group时，有时是中文里狭义的团体，有时则指广义的群体，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基本群体”（basic group），亦即族群（ethnic）。关于group一字的多义与含混，在本书的第二与第三章，作者也有所说明。——译注——部落的、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民族的——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抢人行动，规模之大堪称是全球性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这种把人串联起来的大动作，可以改善、确保或扩大每个族群的力量或地盘，并使自己的族群更能免于其他力量的威胁或敌意。很明显的，这种情形并不新鲜，反而是人类历史中最常见的老故事，只不过最近又死灰复燃而已，它是人类试图寻找共存之道，免于彼此撕裂的行动失败之后，重演以撒（Isaac）与以实玛利（Ishmael）的冲突与决裂，事见《圣经?创世记》。——译注各自再度退缩到自己洞穴中去的结果。<br>肯尼亚独立（1963年）后，国内政局因部落之间的紧张而陷于纷扰，掌权的基库尤族（Kikuyu）召集族人举行宣誓仪式，誓约：“誓死固守姆庇之家（House of Muumbi）。”“姆庇”是基库尤人共同的母亲，姆庇之家即孕育基库尤人的子宫与养育基库尤人的家园。族人以此宣誓效忠部族，并以此为最大的责任。事实上，不止是在肯尼亚，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姆庇之家，住在里面的人，比过去更紧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体。过去到外面世界另寻出路的人回流了，仍然留在外面追求广天阔地的也停了下来，何去何从正拿不定主意。四面八方，许多已经趋于分崩离析的姆庇之家又在新的地方重建，而新的政治压迫蓄意鼓动、挑起群体分裂，造成匮乏与恐惧，也迫使人们重返各自的姆庇之家。<br>人类社会的这种割裂，不仅寻常可见而且自古已然，只不过于今尤烈，形成一种讽刺、痛苦而又危险的吊诡：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全球化，政治却越来越部落化；人类的传播系统越来越普及化，对于该传播哪些东西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对自己这颗行星上的同类却越来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类越来越得不到尊严，却越来越趋于分裂。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br>但是，族群的各个洞穴之间，今天却是声光联机的。人类登陆月球的现场画面，通过电视的荧光，打在各个姆庇之家的墙上，呈现在10亿人的眼前。这种情形意味着，人类无从逃逸于天地之间，彼此间不相往来的族群虽然越来越多，彼此间的互动却越来越频繁；对于自己的存在与抗争，每个族群都想方设法要让世人知道，以强化自己的合理性；对于自己的生存与活命，每个族群都争相抓住世界的眼睛与耳朵，企图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如此一来，当今人类社会裂解与再裂解的过程，不仅在每天的新闻里面历历如绘，而且可以随时随地无限制地复制，不论它们是发生在南非、南棉兰老岛（Mindanao）或南布朗克斯（Bronx），北吕宋或南新泽西，北爱尔兰、阿拉斯加或锡兰（Ceylon，今斯里兰卡），比利时、比夫拉（Biafra）或苏格兰，以色列、威尔士或苏丹、乌干达，塞浦路斯（Cyprus，地中海东面岛屿，1960年独立）或马来西亚，圭亚那（Guyana，南美洲唯一的英语国家）或基辅，还是克里夫兰、孟买、贝尔法斯特。<br>所有这些新闻，报道的都是斗争与冲突，血腥一如斑斑史册，甚至犹有过之。拜现代进步科技所赐，族群之间的屠杀不发生则已，一旦爆发就是超大规模的，速度与范围也都史无前例。清单如下：在印度，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教徒互相屠杀；在尼日利亚、刚果、乍得、苏丹，部落之间内战不已；在阿萨姆（Assam）的东北部，印度人杀那加人（Nagas）；在马来西亚，马来人杀华人；在布隆迪（Burundi，非洲中东部一小国），图西人（Tutsis）杀胡图人（Hutus）；在阿尔斯特（Ulster，爱尔兰与北爱的一部分），天主教教徒与新教教徒互杀；在塞浦路斯，是土耳其人与希腊人；在伊拉克，则是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人；在新几内亚，巴布亚人（Papuans）对抗印度尼西亚人；在中东，有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在印度，有泰南迦那人（Telenganas）与安得拉人（Andhras）以及其他各族群；在菲律宾，有基督徒与穆斯林……可说是罄竹难书。1945到1967年之间，这类“种族或文化的杀戮”，一一数算下来，“重大的”共有34次，小规模的多达数百次，死亡人数估计有748万。<br>到了1974年，据保守估计，死亡总数确定已经超过1000万人。1970年，美国与南越军队攻入高棉，高棉人杀害数十万越南人。1967到1970年，比夫拉内战，将近200万人死亡。1971年，在孟加拉国内战中，浅肤色的伊斯兰族群旁遮普人（Punjabis）与帕坦人（Pathans）——均为巴基斯坦人——杀害近50万深肤色的伊斯兰族群东孟加拉人。1972到1973年，估计有10多万胡图人在布隆迪遭到杀害。1973到1974年，在乌干达，阿明（Amin）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族人的政权，有9万人据称遭到枉死。撇开公然为之的战争与大规模的屠杀不论，因种族或文化冲突而不时发生的炸弹事件、暴动或其他暴力事件，为数同样惊人。在世界各地新的政治版图中，族群之间的紧张与拉锯造成的暴力事件，事实上多到难以计数。因为，只要政治秩序处于变迁阶段，每个国家都必须在族群（部落的、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冲突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而这也正是各大洲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切身问题。<br>这种权力与族群关系的大洗牌，就幅度上来说，是全球性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较大的组合曾经试图以一个优势族群或族群整合进行控制，把分裂的各个族群维系成一个整体，但这些权力体系却都先后式微。这些体系曾经运用本身的向心力，营造出某种程度的秩序，使内部的分歧不致太泛滥，而所谓的向心力，包括物质的、经济的、文化的与——最重要的——心理的，并把游戏规则融入信仰与行为的神话与迷思——亦即文化与种族优秀或低劣的主张——将之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加害者与被加害者都视为当然，然后再整合到制度里面以维持其运转。这种体系运转到一段时间，为统治者及其从较低阶层中挑选出来的一群人制造了经济上的特权，有时候甚至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文学与艺术作品。其所以能够运转，关键在于外在与内在的现实与迷思都能够维持不坠；其所以能够存活，关键在于它能够克服外来的挑战或保持均势，而内部的主要族群又能各安其位并接受现状。<br>记录显示，这类体系各有不同长度的寿命，没落可能费时极久，崩溃可能拖延漫长，但一律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维持下去。在外在或内部的压力之下——通常是二者俱至——权威遭到削弱，合法性受到挑战，引发战争、失序与革命，权力体系随之瓦解。这一类的例子，本质各异，如奥斯曼（Ottoman）、哈布斯堡（Hapsburg）与罗曼洛夫（Romanov）等帝国，曾经统治过的地区包括大部分的中欧、东欧、西亚，以及大部分的北非，时间长达500余年；又如一些欧洲人在亚洲与非洲建立的帝国，曾经控制过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有的为期不到1个世纪，有的则长达300年。<br>奥斯曼的统治，始自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于1918年寿终正寝，统治的巅峰时期，幅员从亚得里亚海到波斯湾、从西地中海到红海，以俗称的“小亚细亚”（Asia Minor）为中心，包括今天所谓“中东”（Middle East）的全部。统治期间，自阿尔及利亚到伊朗的边界，无数的部落、民族与种族均在其管辖之下；欧洲部分的幅员则自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西岸，横跨希腊、巴尔干、匈牙利，直逼维也纳。<br>奥斯曼的欧洲领域，后来落入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 Empire）之手。1918年之前的半个世纪，奥匈帝国巅峰时期，统治范围内有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Slovaks）、罗塞尼亚人（Ruthenians）、乌克兰人、塞尔维亚人（Serbs）、克罗地亚人（Croats）、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波斯尼亚人（Bosn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以及不下数十种——如果数不及百的话——较小但绝不相同的其他族群或次族群（subgroups）。<br>哈布斯堡之东、奥斯曼之北则是俄罗斯帝国，在将近400年的发展中，它的幅员向西与西南进入欧洲，并逐渐向东扩及亚洲。同样是在关键性的1918年之前，这个帝国至少统治20个不同语言的族群，每个族群的人口都超过100万，小的族群更是不计其数。苏联（Soviet Union）继起之后，号称自己是一个拥有“百个民族”的邦联，根据1920年代的资料，总数达到189个。<br>同一时期，历史的潮汛另有出路，西欧挟贸易与军事的力量进入亚洲与非洲。根据格罗弗?克拉克（Grover Clark）1936年的研究，在他的《太阳大地》（A Place in the Sun）地图上所列举出来的，欧洲人1492年统治地球的9％，到了1801年，增加到1/3，1880年又增加了1/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3年——再增加近1/5，到193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达到了85％。当时，世界上70％的人口是在西方国家的统治之下，单单英国就占有世界1/4的土地，统治地球1/4的子民，总人数超过当时的中国，也比俄罗斯、美国、法国与日本加起来的人数还多；1820年代之前，西班牙占有南美洲；19世纪末期到1918年短短的期间内，德国也在亚洲与非洲分一杯羹。但还不止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列颠帝国之外，还有荷兰之于东印度群岛，美国之于菲律宾群岛，比利时之于刚果，法国之于东南亚，以及英国与葡萄牙之于非洲。欧洲人对世界这种大规模的占领，幅员之广或许只有蒙古人的征服差堪比拟，但在影响上前者远远地超过了后者。<br>就像远古时代希腊人与罗马人建立的大帝国，这些强权加诸各民族的统治并不止于烙上政治的印记。长期以来，它们通过各种方式与手段，或者干脆完全诉诸武力，把真真假假的优越迷思强加于整个文化体系，不仅深入生活与统治方式，而且代代相传，及于语文、艺术、宗教与哲学等精神层面，以及行政与司法的制度层面。在许多地区，对于被统治民族的精英阶层，这种影响尤其深远。欧洲君主与贵族的遗风虽然大都消散了，但在某些方面，例如西班牙人与天主教对于拉丁美洲的影响，却是难以磨灭地存留了下来。在存有多语言的印度，英国人留下了大量的语言遗产；同样的，在非洲，英国人与法国人也不遑多让。在以色列，政治与行政模式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的先驱从东欧原封不动搬过来的。而标榜欧洲式社会主义的政权，在国内，宗教权威的地位居然凌驾于大部分内政事务，很明显也是奥斯曼教区体制（millet system）的遗绪，是英国在后奥斯曼的过渡时期中所保留下来的。因此，大批所谓“东方犹太人”（Oriental Jews）从奥斯曼与阿拉伯继承过来的遗产，又与来自欧洲的遗产面对面地碰上了。这么多亚洲与非洲文化的重塑会带来什么结果，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但是，现代欧洲的印记深印其上却是不容否认的。20世纪所有重大的战争与革命阵痛，19世纪所有改变全球政治生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运动，都可以在西欧过去300年的政治、社会与哲学演变中找到根源。所有这些历史与发展，不论其情境如何，也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一种变迁的趋势、理念与技术——由欧洲孕育的工业化、现代化与通讯技术形成，并由这些移动、扩散、竞争的权力体系无比盲目与宿命地带到各个大陆——的结果。它所造成的冲击，使得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不可能回头再去重塑自己的过去了。<br>1918年之后与1945年之后，这些权力体系先后崩溃或消失，使世界上大部分的民族陷入了政治的离心状态而各自运转。帝国没落之后，没有较大的整合力量有效取代其地位，剩下的则是新兴的核子强权，但直到目前为止，新的强权却又无法建立并维持相互间的平衡，以致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各行其是的民族进行平衡的控制。总之，新的整合力量丝毫无能为力。代表欧洲资本主义赢家的《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固然虚有其表，其基础扩大后所组成的联合国，也沦为主要强权——事实上只有两个——之间权力斗争的政治场域，面对数量大增的小国之间的冲突，照样束手无策，而小国内部与外部的摩擦与冲突，其症结正在于民族的、种族的、部落的与宗教的歧义。1945年之后才出现的苏维埃与美利坚集团，之所以脆弱不稳，真正的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卷土重来，自主与自尊的要求势不可挡。像旧帝国那样能够让附庸国服服帖帖听话的局面，两个集团尽管手操核子武力，却也是力有未逮。<br>相反的，不论是在内政或外交的竞技场上，超级强权追求国家与战略的利益时，面对人类此起彼落要求分家的大趋势，如果不能勉为其难或礼让三分地予以尊重，根本就是寸步难行。因此，美国不得不抛下白种人的优越感，苏联则必须收起斯大林主义（Stalinism）集体恐怖的极端血腥。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两个集团都发现，整个地球已经失控，必须寻求新的解决之道。它们大可以在太空中展开竞争，也可以设法限制彼此不断升高的武器竞赛，以避免造成相互之间的灾难。但是，拿19世纪的规则大玩20世纪的权力游戏，它们却不可能取得19世纪的成果。两大集团的舰队在各大洋上横冲直撞，互别苗头，火力之大足以毁掉100个阿加迪尔（Agadir）摩洛哥西南海港，1960年毁于地震。——译注，但它们却也必须紧张地竖起电子眼睛与耳朵，提防更致命的冲突发生。诉诸有限的“传统”武力，不论是俄罗斯式的短暂“奏效”（如在捷克与匈牙利），或美国式的长期消耗（如在越南与高棉），到头来都是徒劳无功。隐身在小冲突（如越战、阿以战争、印巴战争，以及塞浦路斯局势等）的背后，两大强权的巨大影响力都未能产生具体的结果。<br>没有稳定的势力范围，没有听话的附庸或任人摆布的工具，没有永远处于被动的牺牲者——在东欧没有，在古巴没有，在埃及没有，在印度没有，在中国或北越尤其没有；在西欧没有，在日本没有，甚至在小小的圣多明哥（Santo Domingo）也没有，在南越尤其没有。而手执新月弯刀的阿拉伯国家，以足可造成经济瘫痪的高价石油对抗西方核子强权，更与19世纪的权力互动关系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很明显的，人类社会新一波的吶喊太过高涨，任何事务都已经不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即使只是几十年——更不用说回到过去那种强权与征服、屈服与温驯的老模式了。<br>1945年出现的两极化权力体系，不出几年就卷入了新的态势，既有始料未及的三角问题，又有扭曲变形的四角关系。西欧从失落的帝国中复原，德国与日本也以令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自灰烬中再生，而中国有如一座长期熄灭的火山醒了过来，或者应该这样说，久未听到的雷声已在对岸隆隆响起。19世纪艰难的岁月中，那种持久不变的结盟已经是明日黄花，20世纪呢？整个世界无非是一个权力重组的过程，本质性的动荡把大部分的时日塞得满满的，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情形仍将如此。重建新的世界强权体系，即使只是在半个地球或1/4个世界上，或许还是可以产生新而较大的整合。然而，就整个情况来看，就算拥有强大的核子武力，那显然也是最不被看好的指望。<br>新的结构架设在赤裸裸的武力上，如果不被看好，那么要寄望于当前主要的政治或信仰体系，大概也是缘木求鱼了。以所谓中东地区（亦即西亚、西南亚与北非一带）过去数十年的情形来看，伊斯兰教的整合力量显然太弱，不足以把任何政治组合或结盟长期维系起来；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与穆斯林族群，无法组成长久的联盟，即使在对抗共同敌人以色列时也是如此。阿拉伯人一贯的政治风格，以及历历在目的事迹——例如西巴基斯坦（West Pakistan）对东孟加拉国（East Bengalis）的残酷攻击 ——在在显示其与基督宗教一样，可以在某时某地把别人——即使这个人是同一族群——当成兄弟，但绝不会是在此时此地。就世事的脉络来看，由基督宗教信仰所创造出来的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就在不久之前还可以说是一个普世性的机构，但在诸多现成的事例中，它却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显示再怎么大规模的整合也已经无力聚零为整，甚至维持其信仰体系的完整。至于俗世的梦想，例如马克思所怀抱的新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半个世纪下来，也已经完全落空。这个梦想曾经被欧洲的社会主义民主打破，在1914年的大战危机中，民主的欧洲分裂成一块块碎片，于是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再度唤起这个梦想。但是，当摩擦布尔什维克这盏“神灯”时，跑出来的却是一个新瓶旧酒的精灵——俄罗斯民族共产主义，结果，梦又碎了。最后，社会主义解放的残梦终于消失在斯大林的集中营与牢狱之中。希特勒德国在欧洲，以及日本在亚洲，也都曾经妄图把自己的那一套整合加诸世界，但都旋起旋灭，徒然造就了它们所挑战的强权体系。最后只剩下美国式的大整合模式，但今天同样被证明无效。相较于其他模式，美国式的整合虽然大不相同，也还没有到失败的地步，但1945年之后，它才进入最严酷的考验阶段，而考验正在进行中。

    中译本序  本书对族群本质提出新的解构（乔健）<br>原版序  族群认同的先知（白鲁恂）<br>自序  政治变迁压力下的族群认同（哈罗德·伊罗生）<br>第一章  姆庇之家<br>第二章  雪人<br>第三章  部落偶像<br>第四章  身体<br>第五章  名字<br>第六章  语言<br>第七章  历史与起源<br>第八章  宗教<br>第九章  民族<br>第十章  新多元主义<br>推荐一  读历史，也读预言（李亦园）<br>推荐二  两种时间意识（石之瑜）<br>译后记  从“民族”到“国家”（邓伯宸）<br>译名对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