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收款债权担保研究》：
（2）通知生效主义或者对抗主义：二元体系的尝试。
①以权利凭证的有无为标准划分的二元体系。
梁慧星教授主编的《中国物权法研究》提出，权利质权的设定公示，以移转质押标的占有或者出质登记为基本形式。权利质权的标的依其性质，可以移转权利凭证之占有的，应当以移转占有进行公示；凡依其性质不能移转权利凭证占有的，应当以出质登记进行公示。权利质权设定的公示，为权利质权生效的要件，当事人对权利质权设定没有公示的，不发生质权人取得权利质权的效力。①
②以一般与特殊的划分为标准的二元体系。
范雪飞认为，一般债权的质押可以区分为一般债权质与应收账款质，并就它们设定不同的公示方式。对于一般债权质，区分有无债权证书，有债权证书的，以债权证书的交付为公示方式；无债权证书的，以书面合同的订立为生效要件。上述两种情形下，均须通知第三债务人，不通知不得对抗第三债务人。应收账款的质押，以登记为生效要件。②在此二元体系中，对于日本民法的一般债权质的设立程序，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在日本民法中，对抗要件与生效要件被区分开来，作为一般债权质，其设立必须符合法律行为的一般要件方可生效；这种已经生效的债权质，是否能够对抗第三债务人及一般第三人，一般还要看其是否依法通知或者承诺、登记。事实上，对于除证券化债权之外的一般合同债权，在日本不需要特殊的生效要件，只要具备一般的合同契约生效要件即可，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背公序良俗原则等，即可生效。日本一般债权的质押合同，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订立：第一种为简便方式，即以交付债权证书作为达成合意的方式。这种方式的适用，以存在债权证书为前提，从另一角度看，存在债权证书的，必须以债权证书的交付为质押合同的设定方式，故为要式合同。日本《民法典》第363条规定：“以让与时需要交付证书的债权作为质权标的时，质权的设定以交付其证书而发生效力。”③该条中的“需要交付证书的债权”系指存有债权证书的债权。在日本法的体系中，这种情形的债权证书的交付，为债权契约生效的必要条件，而非仅指物权变动的条件。债权契约生效的同时，质押得以设定，这是采用意思主义的日本法的必然逻辑。如果撇除可能存在的翻译问题，纯从翻译的文字表达来看，日本《民法典》第363条所显示出来的语意的确是，物权变动得以发生的前提仅是债权证书的交付。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对于日本法上的债权质的设定，必须以其物权变动模式为根据，否则难免造成这样的误解：日本民法中的物权变动是独立于其债权的。对于第363条的“质权的设定以交付其证书而发生效力”较为准确的理解是：证书的交付为债权契约设定的简便方式，债权契约设定并生效，质押亦同时生效；第二种为正式的书面合同。在欠缺债权证书时，不可能通过债权证书的交付来订立质押合同，此时，需要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来订立质押合同，书面方式较为繁复，自然没有仅以交付债权证书来设定质押合同那么简便易行。范雪飞的分析中，欠缺日本民法物权变动的模式背景，故始终在公示的范畴里纠缠。债权实际上无须公示，只不过日本民法中的有债权证书的债权设质，其质押合同为要式合同，须以债权证书的交付作为合同成立的必要形式。
（3）我国立法可能的途径。
我国目前的立法模式中，如前所述，并不存在质押通知效力判断的空间。但是，基于物权法定主义所带来的市场交易自治空间的过于狭窄的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逐渐浮出水面。目前，我国已经在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放开或者在我国《物权法》应收账款之外，另外创设一个除应收账款之外的一般债权质押的法定空间，或者承认市场上可能存在的此类实践做法，必为未来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因此，范雪飞所提出的一般债权质与应收账款债权质的二元体系，或许是将来我国《物权法》开放债权质押的可参考模式之一。在商法性质的应收账款质押之外，承认民事性质的一般金钱债权质押，无疑将提升一般市民的融资能力，当然风险也必然随之增加，但是由此所带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加，或可弥补风险增加而带来的制度缺陷。如果应收账款之外的一般债权设质，即应承认质押通知这种拟制交付的方式，为一般债权质押生效的公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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