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教数学的老师，辽宁人，国民党时代的老牌大学生。“文革”时谁学数学呢？学生都不太听他的课，有时人都跑光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拉着我们说，年轻人一定要学东西，今后会有用，今后会有用。他真是想教我们，就几个人，他也一丝不苟地讲。现在这个老人在的话，应该有九十多岁了。
还有很多很多好老师，包括我的体育老师，两口子都姓陈，陈德威、陈启华，成都人。我在县里体操队干过，～成绩不行，但也是受两位陈老师的影响。他们说，你身材不错，就是不努力。
“文革”时，县二中也有“专政”对象，有两个我也去欺负过。
一位是姓王的右派，好像是副校长。造反当局决定将他遣返农村，他不愿意，坚守不走。造反派姓刘_的负责人找到我们六七个人，让我们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明确指示，整他，不要整凶了。
我们围住王校长，先是指责，进而推搡，最后出拳，算打人了。
我参加了抓扯，但心里还是有障碍，没有打王校长，但终是干了坏事。
还有一件错事是污辱一位叫杜宗美（音）的老师。
校园里这位低头缩脑的老师很引人注目，矮矮胖胖，光头，戴个黑框眼镜。他好像有海外关系，留过洋，好像还是北大毕业的，总之在“文革”时是个“坏分子”。我觉得他很反动，敢在名字中表示忠于美帝（美国，那时就叫美帝国主义，简称“美帝”）。我们叫，杜宗美，站好！他就站住。等我们命他滚蛋，他才退走。当时他可能已经有点精神病了，丧魂落魄，衣服是自己粗针大线缝的，无领无袋过膝，穿着单薄，大冬天赤脚，后来他变成孤魂野鬼了，住在一个狭窄的楼梯间里，除一席一碗一筷，再无长物。他白天不出晚上出，你发命令，他抗命了，冷目视你，让你无趣以至不自在。
再后来，他在校园里出现得越来越少。最后，听说他死了。
我上初中，十三岁，在形成人生观的时候，在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遇到了这批顶级老师，遇到了这些忧国忧民、见多识广、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我觉得真是幸运。现在很难遇到这样威风的师资队伍了。我上小学，遇到的是一般的比较敬业的老师，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小学没有被污染，但上中学的时候，我遇到了名师高人。
因为历史原因，他们被集中到柏溪镇，他们不可能去宜宾市的好学校，他们被放逐到一个很贫穷偏僻的学校，而正好我在那儿上学。
我真的觉得他们都是绝代风华，他们都很优秀，每个人都见多识广，每个人都气度非凡。他们这种气质，跟镇上的南下干部也好，农民也好，市民也好，完全格格不入，但是那几年他们还是生存下来了。
“文革”结束后，他们大多数纷纷高飞，离开了宜宾县二中；改革开放以后，都还有一个好的晚年。
我们班的同学百分之六十是农村的，这些老师看重我，可能觉得我不是农村孩子，觉得我跟这些农村孩子还是有一些区别，好像就是悟性高一点，谈得来一点。他们喜欢我，我跟随他们就紧一点。
他们真的让我比别的孩子想得远，什么宇宙啊，银河系啊，很膨胀。
他们聊天时我在一旁听，他们讲的一些想不通的事，也使我有许多困扰。比如说这样一个我多年想不通的问题：银河系作为一个参照，宇宙作为一个参照，怎么比喻？没法比喻嘛。如果银河系是一个灰尘，宇宙是什么呢？怎么去定位宇宙，是看到的天空吗？不对啊，那是有限的啊。像这种想法，就不断地困扰我，如果没有这些老师，就不会有这些困扰。因为想这些问题，觉得人特别渺小，也就想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就有所定位了。对文化大革命，有时他们也会发表一些见解，虽然是只言片语，但会不一样，跟社论报纸说的不一样，甚至还会说上海的一些小道消息。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想，真是太牛了，太大胆了。
我觉得他们的影响是隐形的、潜移默化的。进了他们的房间，看到桌子上铺的方格子布，很洋气，他们穿的衣服，他们说话的语气，包括他们讲课的手势……后来我反思，觉得这段经历太重要了，他们的影响看起来只是点点滴滴，但对我一生都发生作用。它使我变得特别愿意和有智慧的人交往，而且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观念，保持和高人的交往，包括到成都后与马识途、车辐、流沙河、魏明伦、邓贤、朱成、何多苓、周春芽等人交往。一个人，人生路上去交有智慧的朋友，以思想换思想，以智慧换智慧，就会受益。所以，我中学时期遇到的这些老师，他们留给我的这种财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特别广泛的，无以言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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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
看他办博物馆立志救世，“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很像庄子书中的尹文子。至于粗茶淡饭，布服素衣，“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又很像墨子。……吾国中原黄土深厚，蕴藏哲理，宜有儒道两家之外，墨家一脉精神延续下来，而见之于某人如建川者。
——流沙河
你有想法，有作为，我很敬佩你。你的工作很有意义，为中华民族留下记忆。
——连战
建川，你要是生在民国，你的造就肯定会更大，你肯定上战场，当将军。哎呀，不过你生在这个时代，也做了一件大事。
——陈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