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明品析丛书：天主教》：
当代天主教的复兴与持续改革
几个数据能够清晰地表明天主教在最近几十年中传播广度的变化：20世纪初，全世界几乎三分之二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欧洲及北美，然而到了90年代，四分之三的天主教徒生活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另一个能够表明这种变化的数字与参加选举教宗之秘密会议的枢机主教们有关。1963年选举出保禄六世的秘密会议，参加的枢机主教中有三分之二是欧洲人，超过三分之一是意大利人。而到了1978年，当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宗时，参加秘密会议的枢机主教中意大利人的比例已经下降到四分之一，欧洲主教的比例则下降到不及一半。事实上，从当选教宗国籍的变化也能够看出天主教会传播广度的变化。若望，保禄二世是500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教宗，而刚刚接任本笃十六世担任教宗的方济各则是1200年来首位非欧洲出生的教宗，亦是历史上第一位出自美洲及南半球的教宗。
另外，随着梵二会议后教会一改过去封闭的策略，努力加强与其他世界的联系，天主教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恢复——尽管其产生这种影响力的方式与中世纪时完全不同。首先，通过梵二会议已经开启的对话大门，天主教与其他基督宗教传统以及非基督宗教展开了彼此之间更深入的了解以及交流.推动了跨宗教对话在全世界的实践。在普世运动方面，天主教与其他基督教传统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的努力通过几种方式展开：首先是天主教徒与各宗派基督徒之间的双边交流，这种方式有助于天主教有针对性地处理其与不同基督宗教传统之间的特殊议题。例如，罗马天主教会与世界信义会联合会（The Luther an World Federation）于1999年通过签署联合宣言的方式就有关“成义”（justification）的教义达成了一致（其神学意义请参见《宗教文明品析丛书：天主教》第三章），这意味着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普世化努力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另外，教宗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以及本笃十六世都积极展开对东正教会的对话，极大推动了双方进一步消除许多世纪以来对彼此的误解。其次是有许多不同教会共同参与的交流，例如共同的祈祷活动，甚至是不同传统共同参与《圣经》的翻译工作。最后是天主教与其他基督宗教传统在慈善及社会公义领域的合作。其特征在于不同传统暂时悬置起教义的争论或观念的冲突，直接在诸如贫困、战乱、饥馑等最紧迫的伦理议题上展开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沟通。
在与非基督宗教的对话方面，精力充沛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他几乎走遍了世界所有地方，所到之处与各大宗教传统的领袖会面并交谈，在扩大了天主教在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的同时，更为教会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时代的征兆”，从而根据时代的需要表达信仰提供了契机。除此之外，天主教与非基督宗教（特别是亚洲的宗教传统）的对话亦通过教廷、地方教会、天主教神学家等不同层次地展开，并在最近30年间结出了丰厚的成果。
在很多方面，天主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关系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基督宗教本身即具有犹太教的背景，更是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反犹主义意识形态，且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在大屠杀中结出了可怕的果实。继《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清楚地表明教会拒绝一切反犹主义教导之后，天主教在后公会议时期进一步采取了各种努力以修复与犹太世界的关系。这些努力包括采取类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祈祷这种象征性姿态，加强教廷与以色列之间的交流和外交关系，小心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传教及教牧问题，在神学上更深刻地理解基督宗教在犹太教中的根源，以及在实践维度上进一步消除反犹主义意识形态，等等。
在历史上.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然而，同样是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中，天主教赞扬了伊斯兰教的唯一神论信仰以及《古兰经》给予耶稣及玛利亚的尊敬，并且肯定了伊斯兰教中存在着真理。当代社会中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的相遇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中东国家中作为少数群体的基督徒，另一种是欧美国家中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而天主教会对这两种相遇以及由它们所产生的问题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不仅如此，面对伊斯兰教在世界的社会政治舞台上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天主教表达出了更深入地了解穆斯林世界，以及与之展开更大规模对话的渴望，并设法安抚那些在传统的基督宗教国家中遭遇敌意的穆斯林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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