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达莱娜·奎瑟坐在刽子手家小矮房前的一把木椅上，紧紧地按住夹在两腿间的铜罐，很有节奏地把麝香草、石松、拉维纪草碾成绿色的细粉末。一股浓浓的草药味钻进她的鼻子里，让人感到夏天正姗姗而来。太阳照在她棕色的脸上，她不得不眨一下眼睛，汗珠已经流到脑门上了。这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
在花园里，她的弟弟妹妹正在玩耍，他们是双胞胎，名叫乔治和芭芭拉，今年六岁。两人在已经结了很多花蕾的接骨木树丛中跑来跑去。每当接骨木的长长树枝像手指一样拂过他们的脸颊时，他们就会高兴地大喊起来。玛格达莱娜忍不住笑了。她想起，几年前她父亲也同样在花园的小树丛中和她追来追去地玩耍。她仍然记忆犹新，一个强壮的高大身躯像熊一样，举着爪子，威胁地号叫着在她后面追跑。她父亲曾是一个很好的玩耍伙伴。最初她不理解，为什么城里人见到他时，会马上走到马路另一边去或默默地祈祷。在七八岁的时候，她终于得知，父亲那双爪子一样的大手不仅仅能玩。那是在绞刑架上，雅各布·奎瑟把一条粗绳子套在了一个窃贼的脖子上，然后紧紧地拉了一下。
尽管如此，玛格达莱娜很为她的家族自豪。她的曾外祖父约克·阿普利尔、她的祖父约翰内斯·奎瑟都曾是刽子手。玛格达莱娜的父亲雅各布是她祖父的学徒，就像她的小弟弟乔治几年后也将是她父亲的学徒一样。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曾在睡觉前跟她讲过，父亲并不是一开始就当刽子手的；在那场战争中她父亲也去打仗了，最后他又回到了雄高。小玛格达莱娜想知道，他在战争中都干了什么，也想知道，他如今为什么愿意砍人的头，而不愿意驰骋在远方的疆场，身着盔甲、挥舞战刀。她母亲沉默不语，把手指放在她的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再问了。
草药碾好了。玛格达莱娜把绿色的粉末倒在一只瓦罐里，然后非常仔细地把罐封好。把药粉熬成膏后，散发着香味的药膏会帮助女人恢复暂停的月经。这是一剂很有名的药，用来阻止生下一个不该生的小孩。每找两个花园就能寻到麝香草和石松，但是只有她父亲知道在哪里能采到极其少见的拉维纪草。就连附近村子的接生婆都到他这里来讨这剂药粉。他把这剂药粉叫作爱女粉，并用它额外地挣一两枚银币。
玛格达莱娜把落下来的一绺鬈发向后拽了拽。她继承了她父亲那头很难理顺的头发。她黑亮的大眼睛看上去总是眼波流转，上面生着浓密的眉毛。她今年二十岁，是刽子手家的长女。继她之后她母亲又生了两个死胎和三个婴儿。那三个婴儿因为体弱，都没有活过一岁便死了。然后又有了如今的双胞胎。这两个顽童是她父亲的骄傲，有时候玛格达莱娜还真有点嫉妒他们。乔治是唯一的儿子，将继承他父亲的职业。还是小女孩的芭芭拉做着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梦。相反，玛格达莱娜则是一个无人敢碰的、受人们背后风言风语、被嘲笑的“刽子手的女儿”，是“血的女孩”。她叹了口气。看来，她的一生现在就已经定型了。她将嫁给一个其他城市的刽子手。刽子手家族一般都是自成一体。可是城里就有她喜欢的男人呀，尤其是……
“你碾完爱女粉后，到屋里去弄一下衣服。它们自己不会变干净的。”
母亲的声音把玛格达莱娜从梦幻中唤醒。安娜·玛丽亚·奎瑟警告地看着女儿。她的手因为在花园里干活而沾满了泥土，她用手擦了一下额上的汗珠。
“我看得出，你又在想那个小伙子了。你趁早把他忘掉吧，已经是满城闲话了。”
尽管她笑着说这些，但是刽子手的女儿知道，她母亲是在很严肃地讲话。她是一个很讲实际、很直爽的女人。她不怎么看好女儿的梦想，而且认为当父亲的教女儿看书识字也没有什么用。男人们常斜眼看一个把鼻子插在书本里的女人。如果她还是一个刽子手的女儿，并给年轻小伙子暗送秋波，这样下去，离戴耻辱面具和颈手枷就不远了。作为刽子手的妻子，她已经多次给她男人描述各种各样的可怕情形：总不至于有一天，他给自己的女儿戴上耻辱面具，赶着她在城里游街示众吧。
“好吧，母亲。”玛格达莱娜一边把铜罐放到椅子上，一边对母亲说，“我马上到河边去洗衣服。”
她拿起装着脏衣服和被单的箩筐，在母亲沉思的目光下穿过了花园，向莱希河走去。
在房后就有一条小道，它绕过几座花园、仓房和漂亮的房子，直通莱希河岸，通向河水冲出来的一个平浅的河湾。玛格达莱娜望着河中泛起的旋涡急流。现在是春天，河水涨得很高，已经淹没了白桦树的根部，裹挟着树枝和整株的树木。有那么片刻，玛格达莱娜以为在棕色的急流中看见了一块亚麻布或类似的什么东西，等她再仔细看看，原来只不过是一些树枝和树叶之类的东西。
她弯下身，从箩筐里拿出衣服，在潮湿的碎石上洗起来。她一边洗着，一边回想着三星期前的圣保罗节市和舞会。特别是她和他一起跳了舞。直到上星期天她才在教堂的弥撒上又见到了他。当她低头在教堂后面坐下来时，他刚好站起来去取《圣经》。他特意向她挤了挤眼。她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其他女孩都恶狠狠地朝她这边看。
玛格达莱娜一边哼着歌，一边随着节奏在碎石上敲打着湿衣服。
“金龟子飞，父亲去打仗……”
她深陷在自己的沉思中，所以她开始还以为喊声来自她的幻觉。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那声尖利的哀号是从河的上游传来的。
一个雄高的伐木工最先在上游的陡岸看到了那个男孩。小男孩紧紧抱着一根树干，像小树叶一样在翻腾的河水里打着转。伐木工最初还不能确认，在脚下咆哮的深渊中，那个像小包裹的东西是不是一个人。当那个东西开始手脚乱划、在水里挣扎时，他马上呼喊，向晨雾中正在去奥格斯堡的第一班撑筏工求救。在雄高以北，大约四英里远的金绍附近，河岸才变得平缓，莱希河的流速减慢，这时那些撑筏工才敢向小孩靠近。他们试着用手里的船篙把小孩捞上来，但是，每次小孩都像泥鳅一样又滑了下去。他一会儿沉到水底，好长时间不见踪影，一会儿又像漂浮的瓶塞一样，从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
小男孩再次冒出了水面，抱着一根光滑的树干，往上伸着头喘气。他伸出右手，想抓住船篙，但是他的手指抓空了。咣当一声，他抱着的树干撞到木筏埠头的一堆树干上。这一撞使小男孩失去了平衡，从树干上滑了下去，落在十多根漂来的巨大树干之中。
此时，撑筏工们已经靠近了金绍的木板桥，他们急忙把木筏停泊好，小心地踏上了由堆放在那里的树干构成的摇晃不稳的陆地。在光滑的树干上行走，对有经验的撑筏工来说，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上面人很容易失去平衡，如果跌下去，就会被榉木、松木挤得粉碎。好在这里河水浅，流得缓慢。
不一会儿两个撑筏工就靠近了小男孩的树干。他们用船篙撑在树干间的空隙处，希望能碰到柔软的阻力。但是他们脚下的树干开始摇晃滚动。两人必须不时找回平衡，光着脚在滑溜溜的树干上滑来滑去。
“我抓到他了！”一个较强壮的撑筏工突然喊了起来。他用强壮的胳膊把船篙和小男孩从水里举起来，像扔一条上了钩的鱼一样，把小男孩扔上了岸。
撑筏工的喊叫也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金绍附近的洗衣妇和一些车夫也急忙向河边赶来。大家都围在摇晃的木板桥边，朝着脚下那个湿乎乎的东西看。
那个强壮的撑筏工把小男孩脸上的头发拨到了一边。人群顿时一片惊讶。
男孩的脸呈青色，肿了起来，脑后有一处陷了下去，好像是被人用木棍重重地打过一样。小男孩呻吟着。鲜血透过湿衣服渗到栈桥上，又滴入莱希河。小男孩不是意外掉到水里的，而是被人推下水的，事先还重重地挨了一击。
“这是约瑟夫·格里默尔的小孩，他是雄高的运输工！”一个站在旁边的赶牛车的男人说，“我认识这孩子！他常和他父亲到木筏埠头。快，把他抱上车，我把他送到雄高去。”
“快先派人去告诉格里默尔，他的小孩快不行了！”有个洗衣妇喊道，“噢，上帝啊，他已经死掉了那么多的孩子……”
“最好马上告诉他，”那个彪悍的撑筏工粗声地说，“孩子马上就要死了。”他还给了站在旁边的几个小男孩每人一巴掌，说：“快跑！别忘了也叫上那个理发师，医生也行！”
男孩们朝雄高跑去了。地上躺着的小男孩的呻吟渐渐地变小。他全身抖个不停，嘴里好像还在说着什么，也许是在做最后的祷告。他大约十二岁，看上去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瘦弱苍白。几星期前他才好好地吃过一顿饱饭，昨天吃的大麦稀粥和淡啤酒早已耗尽，他的肚子瘪瘪的。
小男孩的右手不停地在空中抓着什么，他的喃喃声就像身下流过的莱希河一样，时高时低。一个撑筏工跪下来，俯身想听听他在讲什么。但是喃喃自语已经变成了吐气泡。鲜红的血和唾液混在一起，从嘴角流了出来。人们把奄奄一息的男孩抱上了车，车夫抽响鞭子，车便上了从金绍通往雄高的大路。在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跟随在车后，如游行一般。当牛车终于到了雄高城附近的木筏埠头时，已有二十多个看热闹的人尾随在车后了：小孩，农民，哀号的洗衣妇。狗也汪汪地叫着，在牛车前后窜来窜去，有人还一边走，一边向圣母马利亚祷告。车夫把车停在堤坝上的库房边。两个撑筏工把小男孩从车上抬了下来，轻轻放在河边的干草垛上，莱希河哗哗地从堤坝流过，不时翻起的浪花猛烈地撞击着河里的木桩。
栈桥上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议论纷纷的人群戛然停止了讲话。小男孩的父亲在旁边稍微等了一下，他好像很怕看到小孩咽气的最后一刻。然后他脸色苍白地推开了人群。
约瑟夫·格里默尔一共有过八个孩子，但是都早早地就死掉了，要么是死于瘟疫、痢疾、高烧，要么就是上帝的意愿吧。六岁的汉斯在玩耍时掉进莱希河淹死了，三岁的玛丽被喝醉酒的雇佣兵的马踩死在小路上。最小的孩子死在月子里，同时还把他妻子带走了。小彼得是老格里默尔剩下的唯一一个孩子。现在看着孩子躺在地上，他知道，上帝也将会把这个孩子带走。他跪了下来，轻柔地把孩子脸上的头发拨开。小孩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但是他的胸脯还在一起一伏地动着。几分钟后，弱小的身躯动了最后一下，一切便停止了。
约瑟夫·格里默尔抱起小孩的头，就像洗衣妇一样朝着莱希河尖声地号哭起来。
只要共同体继续维护这位女士的权威，人人都将无所畏惧地自由旅行、耕地、播种，因为她剥夺了邪恶者的一切权力。
另一面的壁画代表了邪恶的政府，它保存得没有那么完好，但传达的信息同样一目了然：被贪婪、残酷、傲慢等罪恶所环绕的恶魔般的统治者，军事占领下的城市，以及被可怕的军队摧毁的荒芜的乡村。在这里，恐惧之神所举的旗帜上写着：
在这座城市，正义屈服于暴政，因为人人都只顾追逐自己的利益。没有人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不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因为城门内外都有抢劫发生。
要想懂得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我们为何需要它，看看洛伦泽蒂的恢弘壁画是再好不过的方法了。我们可以将政治哲学定义为对好政府与坏政府的性质、起因和结果的研究，我们的图画不仅概括了这一探求，而且以引人注目的视觉形式表达了这门学科最核心的三个理念。一是好政府和坏政府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质量。洛伦泽蒂向我们展示了正义和其他美德的统治如何任由普通人民去工作、贸易、打猎、跳舞，简言之，去做一切使人类生存更加丰富多彩的事情；而这幅画的另一面，则展示了暴政如何孕育贫穷和死亡。所以这是首要的理念：被统治得好还是坏，这对我们的生活的确非常重要。我们不能脱离政治、退隐到私人生活中去，也无法想象自己被统治的方式不会对我们的个人幸福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理念是，政府采取的形式不是预先确定的：我们可以作出选择。这幅壁画究竟为何出现在这里呢？它被画在“九人厅”——九人执政会的议政室里，这是一个由九位富有商人轮流执掌的议政机构，在14世纪上半叶统治着这座城市。因此，这幅画的功能不仅在于提醒这些执政者牢记他们对锡耶纳人民的责任，也是对该地建立起共和统治形式的一种庆祝，当时许多意大利城市正处于严重的政治骚乱之中。对坏政府的描绘也不仅是一部学究气的影射作品：它还警告人们，如果城市的统治者不能履行对人民的责任，或者人民不能履行他们监督自己的代表的职责，将会发生何种情形。
第三个理念是，我们能够知道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何在：我们可以探究不同政府形式的后果，可以了解哪些品质有助于构成最好的政府形式。换言之，有这样一种叫做政治知识的东西存在着。洛伦泽蒂的壁画承载着这一理念的所有外在印记。我们已经看到，有德行的统治者被象征各种品质的人物所环绕；根据当时的政治哲学观念，这些品质代表了好政府的特征。壁画旨在予人以启迪：它们想要同时教会统治者和公民实现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正如洛伦泽蒂所坚信的，这预示着我们能够知晓如何做到这一点。
然而，我们该不该相信壁画中的信息呢？它们含蓄提出的那些主张确实是可靠的吗？我们拥有哪一种政府这一点对我们的生活真的那么重要吗？在这方面我们有选择吗，抑或我们对诸如政府形式之类的事情根本无法控制？我们能否知道是什么使一种政府形式比另一种更好？这些都是政治哲学家们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此外还有许多更小的问题。但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还得多解释几句。
我在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比“当下的政府”——任何社会中某一特定时刻拥有权力的一群人——宽泛得多的东西。实际上，我指的是比国家——权威所赖以行使的政治机构，诸如部长内阁、议会、法院、警察、武装部队，等等——还要宽泛的东西。我指的是引导我们共同生活于社会之中的规则、实践和制度的整体。我们或许会认为以下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人类需要相互合作，需要知道谁能和谁一起做些什么，谁拥有物质世界的哪些部分，如果有人破坏规则将会发生什么，如此等等。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类必须有一个国家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政治哲学面临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首先要有一个国家，或者更笼统地说，为什么需要政治权威。我们需要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他们认为没有国家，社会也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所以我想暂时让它成为一个开放性的议题：“好政府”究竟是否要求有一个国家，或者说习惯意义上的政府。另一个在本书最后一章之前也将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应该只有一个政府还是有许多政府，即整个人类共用一种单一的制度形式，还是不同的民族采取不同制度？
在创作这幅壁画时，洛伦泽蒂首先是依据两类统治者的人性品质及其对属民生活的影响，来表现好政府和坏政府。考虑到壁画这一介质的信息传递方式，这一点也许难以避免，但它无论如何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观念的。好政府不仅与政府体制本身有关，也取决于那些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比如审慎、勇气、慷慨，等等。当然在体制方面还存有争议：比如君主制是否比共和制政府更加可取，抑或正好相反。如今关注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好政府的制度方面思考得更多，而对使制度得以运行的人们的个人品质思考得更少了。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已经沿着这条路走得太远了，但我仍将采纳现代主流视角，在随后的章节里主要谈论作为一种制度的好政府，而不是怎样使我们的统治者更具美德。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幅巨画背后的理念。三大理念中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是政府深刻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如果有读者没能立刻认识到这一点，那也许是因为他或她生活在年复一年无甚变化的政府形式之下。选举的时候一个政党代替另一个政党，可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来说，这种转换只会产生极小的影响（尽管政治家们喜欢假装不是这样）。但是，想想在上个世纪兴起和衰落的那些政权吧：想想德国的纳粹政权和被它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而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国家，所有人都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以空前的速度提高着。20世纪的历史，几乎是精确地复制了洛伦泽蒂壁画中那种泾渭分明的对比。
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考虑到三大理念中的第二个。即便不同的政府形式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造成繁荣或贫困、生存或死亡的直接原因，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统治着我们的政体呢？抑或它们只是链条上的一环，其自身也受控于我们无法左右的更深层的原因？如果这样的话，政治哲学还有什么意义，何人宣称的宗旨能帮助我们选择最好的政府形式？
第二章政治权威
如果有人问我们今天是如何统治自己的，即我们在什么样的安排下共同生活于社会之中，答案肯定是我们被国家统治着，国家行使前所未有的权力对我们的生活施加影响。它不仅为我们提供基本保护，使我们免遭人身和财产的损害；还以无穷多的方式对我们进行管理，制定我们借以谋求生存、与人交流、来回旅行、养育孩子等等的规则。同时它还为我们提供范围广泛的福利，从卫生保健、教育一直到道路、住房、公园、博物馆、运动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说今天我们都是国家的傀儡并不为过。当然并非所有国家在履行这些职能方面都同样成功，但是没有人能从隶属于一个失败的国家中受益。
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晚才有的一种现象。过去，人类社会通常以小得多的规模来统治自己。在部落社会，权威掌握在村庄长者的手中，他们开会解决部落成员间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对部落的规范作出解释。当更大规模的社会出现时，譬如汉朝统治下的中国或中世纪的欧洲，仍然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国家的东西。尽管国王或皇帝拥有最高权威，但日常治理是由地方领主及其属下官员来进行的。他们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因为他们既不想对人民管制得这么严密（也许除了第二章宗教事务之外），当然也不打算提供现代国家所提供的大部分物品和服务。政治权威以这样一种方式被织入社会结构中去，它的存在相对而言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发生的争论在于事实上应该由谁来行使它（国王依靠什么权利来实施统治？），以及它是否应该在不同的实体（比如国王与牧师）之间进行分割。
然而，现代国家首先在西欧、随即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出现，意味着政治权威问题成了过去五百年间政治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现在有一个机构声称有权以各种方式来统治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能够证明其正当性？在何种情形下（如果有的话）国家可以行使合法的政治权威？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义务去服从它制定的法律、遵循它的其他指示？在我们于下文继续探讨如何最好地组织国家——政府形式应该是怎样的——以及应该对国家权威设立什么限制之前，需要先解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当我们说国家行使政治权威时，我们指的是什么呢？政治权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人们普遍承认它是权威，即拥有命令他们以特定方式行事的资格。譬如说，当人们服从法律时，常常是因为他们相信制定法律的实体有权这样做，而自己有相应的服从义务。另一方面，拒绝服从的人们会在制裁的威胁下被迫服从——破坏法律的人会被抓住并受到惩罚。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的。除非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出于相信其合法性而服从法律，法律体系是无法运行的：首先是需要大量官员来执行法律，随后就会出现谁来对他们执行法律的问题。同样地，那些的确是出于义务感而遵守法律的人，也会因为知道违法者将很可能受到惩罚而被鼓励去遵守它。我不从邻居那里偷窃，因为我尊重他的财产权。我期待他也同样尊重我的财产权，但我知道如果他不尊重的话，我能够让警察把我的财产拿回来。因此，自愿服从权威的人们知道自己得到了保护，不会被心存不良者占便宜。
这样，政治权威就把真正的权威与被迫的服从结合起来了。它既不是纯粹的权威，像智者那样，他的门徒不受任何强制地听从他的指示；也不是纯粹的强制，好像一个夺走你钱包的持枪者；而是二者的混合物。但问题仍然在于，我们为什么需要它？毕竟，政治权威——尤其是当它由现代国家这样强有力的实体来行使时——将许多不受欢迎的要求强加于我们，其中有一些（比如交税）使我们在物质上遭到损失，另一些则迫使我们去做自己在道德上抵制的事情（比如在我们所反对的战争中作战）。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声称没有政治权威社会也能很好地管理自己，国家本质上不过是谋求当权者利益的一种非法勾当，我们能作出何种回答呢？
本章稍后将回到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替代选择，但我首先要像其他人以前做过的那样为政治权威辩护：请读者想象一下没有政治权威的社会生活——将警察、军队、法律体系、文官系统以及国家的其他分支机构全部拿走，这时会发生什么呢？
也许可以在托马斯？霍布斯出版于1651年的《利维坦》中找到循此思路的最著名的思想实验。我在第一章中提到，霍布斯经历过英国内战所导致的政治权威的局部崩溃，他所描绘的缺乏政治权威的生活景象是极为惨淡的。他把没有政治统治的“人类的自然状态”描述为一种为了生活必需品而残酷竞争的状态，人们处在持续的恐惧当中，担心遭到他人的抢劫或攻击，因而总是倾向于首先攻击他人。其结果被概括在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
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那些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有时人们会说，霍布斯之所以得出这种悲观的结论，是因为他相信人的天性是自私、贪婪的，如果没有政治权威的约束就会试图为自己攫取尽可能多的东西。但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霍布斯观点的核心，即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而只要没有超越众人之上的权力来执行法律，信任就不会存在。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状态”中所没有的那些东西，首先需要许多人在一起工作才能获得；这些人将期待他人也会尽到自己的职责，而在没有政治权威的地方，心存任何这样的期待都是不安全的。如果我和别人达成协议，却没有法律来保障其执行，我凭什么能指望对方遵守协议呢？就算他愿意遵守协议，也会对我产生同样的疑虑，从而断定这样做太冒险了。霍布斯声称，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小心翼翼地作最坏的打算，尽你所能采取任何措施以保护自己免于死亡的威胁；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积聚相对于别人而言尽可能多的力量。说到底，正是因不信任而产生的对他人的恐惧，把没有政治权威的生活变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休止战争”。
霍布斯的悲观论调是否正确呢？他的批评者指出，我们只需环顾四周，就能发现在没有国家或国家分支机构介入的情况下，人们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甚至不期待任何回报地相互帮助的大量证据。譬如说，一群街坊可以共同决定修葺一块废弃的儿童操场，成立团队，分派工作，每个人都可以指望其他人完成各自的那一份工作，而用不着任何法律协议或其他强制手段。人类的本性并不像霍布斯所描绘的那样。但是这种看法在某方面未能抓住要害。尽管霍布斯也许的确对人类本性作了过低的评价（曾经有人发现他塞钱给一个乞丐，他只能解释说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减轻看到乞丐所产生的不适感），他真正的观点是，在权威坍塌后接踵而至的恐惧氛围下，人类天性中更值得信任的良善的一面会被湮没无存。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在被卷入内战和其他困境、生存本身受到威胁时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似乎是对的。
所以，我们需要政治权威，因为它给我们以安全，这种安全让我们能够信任他人。在信任的气氛中，人们能够合作创造出霍布斯所列举的显然不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所有那些好处。但是，我们怎样在没有政治权威的地方造出权威来呢？霍布斯设想所有人集中起来相互缔约，成立一个主权机构，此后就由它来进行统治；或者另一种选择，他们可以个别地服从一个强有力的人，比如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在霍布斯看来，谁拥有权威无关紧要，只要权威是不受限制、不被分割的。在这里，我们也许会和他产生分歧。但在更周密地考察权威应如何构成之前，我们应该先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避免“自然状态”。不管霍布斯说了些什么，在政治权威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合作究竟有没有可能呢？
……
展开
——《出版人周刊》
历史小说爱好者将发现这本书魅力无穷。
——《书单》
我热爱《刽子手的女儿》的每一页、每个人物和每次逆转，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历史小说。
——斯科特·特罗（《无罪的罪人》作者）